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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 網上圖片
李恩柱
明清以前，中國是有丞相的。丞相，又稱宰相、相國，秦統一中國以後，設置了丞相一職。《漢書．百官公卿表》說，丞相是天子的輔佐，助理萬機。在下猜想，當初秦始皇也不是想設立一個制約自己的職位，而是對皇帝的絕對權力太有把握了。
然而事實一經出現，往往就有理論不曾想之處。丞相一方面是皇帝的最高助手，對皇權俯首低眉，一方面則對皇帝的權力有所限制和約束。秦漢以後各代的政治框架，大體是按「皇帝—丞相（宰相）制」的模式構建的，直到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這種模式才退出了歷史舞台。
稍微仔細點說，朱元璋建國初期也是設立丞相的。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即皇帝位後，國號大明，建元洪武，立馬氏為皇后，世子朱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後來，胡惟庸作了丞相，在任上專權恣肆、收受賄賂。洪武十二年(1379)，有人指控胡惟庸謀反。第二年正月，朱元璋以謀危社稷的罪名殺了胡惟庸，受牽連而死者達三萬餘人。朱元璋認為丞相制度是妨礙君主「躬覽庶政」的障礙，毅然決然將通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給廢掉了。洪武二十八年他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胡惟庸是否謀反，史家見解多有不同。清朝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曰：「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即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並其黨御史大夫陳甯、中丞涂節等皆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眾。」
《明史．胡惟庸傳》云：胡惟庸「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又云：「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就是說，胡惟庸被處死了，他謀反的罪行還沒有徹底搞清楚。吳晗對胡惟庸一案有詳細的評述，認為此案是一個冤案。《明太祖實錄》詳細記載了胡惟庸案的情況，但關於雲奇一事則無隻言片語。晚明的錢謙益說：「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
今日看來，「皇帝—丞相（宰相）制」良窳共現。優長之處是專制之下，皇權可能受到些許制約，最大的缺陷則是君權與相權缺少明確界定，極易造成政治的不穩定。朱元璋就是感到相權對皇權的威脅，才憑藉胡惟庸之事廢掉丞相制的。
好在這段陳年舊事，史家已有各種分析，在下實無必要多加引述。令人好奇的是，朱皇帝一句話就把實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給廢掉了。這種變革效率之高，在享受了一些民主空氣的人眼裡，是很難理解的。一般來說，聽證、考察、辯論，是決策者必須履行的步驟，可在朱元璋那裡，這一切都毫無必要，他只須憑藉自己的感覺做事即可。
曾讀到一類文字，云：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對皇權還是有一些約束的，可惜沒有堅持下去，否則……云云。其實，從朱元璋輕而易舉廢掉丞相制可以看出來，專制皇權下的所謂監督是多麼脆弱！它是不是能起作用，就看你監督誰，監督無權無錢復無拳無勇的草民是剛強有力的，對權勢者尤其對皇權而言，你還沒有監督誰，就先被拿下了。監督云云，只是理論上的，紙面上的，與實際關係不大。在專制的皇權下，廢棄或設立一種制度只憑皇帝拍拍腦袋即可，是不需要研究考察的，更不需皇帝以外的人通過。在《皇明祖訓》中朱元璋告誡子孫，以後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明朝之後的清朝創立奏摺制度也是如此。
專制制度之下，有強者，也有弱者；有輝煌明亮，也有腐朽陰暗，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總括來說，是皇權籠罩下的強人政治，如朱元璋，如康熙。他們所具有的強勢，是皇權的強勢，也是絕對的強勢，無人敢與之爭鋒。因此，制度增添什麼，減損什麼，也只有諾諾連聲。
可是朱元璋之後，他的一些子孫雖處於強勢地位，實施強人政治的環境卻不如其祖，但仍走老路，最後太監乘機出來把持政柄。有明一代「權閹禍國」現象極其嚴重，超過中唐和晚唐。
實際上，強人政治有條件限制，簡單複製很難發揮效力。當社會不再需要這種決策形式時，決策應由一人變成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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