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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
中央政治局在21日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的會議上，明確強調要防止今年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縱觀中央年初到現在所推進的一些列宏觀調控措施，讓我們感到政府在遏制通脹、扭轉產生泡沫危險的資金流向問題上，會打破以往年初力度輕，年末力度強的思維慣式，繼續保持強勢的執行力度。
但是，由於內外環境的不確定，也要避免宏觀調控政策用力過猛或執行時機的失誤所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即遏制了通脹和資產泡沫現象的同時，經濟活力也隨之而去的可能性。這會給這兩年中國政府所取得的內外有目共睹的救市效果蒙上厚厚的陰影，增加未來經濟刺激的成本和效果。為此，如何認識內外經濟的不確定性，找到一個合理有效的發展經濟而又能防範通脹與泡沫的政策組合拳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尋找政策組合拳十分重要
首先，給中國經濟造成負面衝擊的外來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環境出現意料不到的動盪，比如，目前中東、北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就會影響全球市場對未來經濟的預期和由此可能產生的偏激行為，瘋炒油價就是近期值得關注的波及效應，讓它蔓延下去，就會給剛剛復甦的世界經濟增添很大的麻煩。
二是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濟景氣度出乎意料的向上好轉，也就是政府和企業的投資產生了合力效果，形成了良性互動的作用，由此又進一步形成向其他產業較大的波及效果，推動了整個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新興和對外來經濟走強的預期。如果歐美政府確認經濟復甦的基盤已經穩固，接下來就是要避免一旦經濟過熱而政策反應滯後所產生的副作用，於是，美聯儲或歐洲央行等一旦加快加息的步伐，而我們對此舉動的應對措施又沒有及時做出反應，那麼，中國資本市場和中國經濟就完全有可能因為國際資本回流而受到影響，這也會干擾我們宏觀調控的效果。
三是金融危機後經濟大國所暴露出來的一些存量問題，比如，財政赤字、貿易收支失衡、擁有大量外債的機構入不敷出和匯率升值問題等，因為某個事件由頭而使這些問題突然激化，再加上應對這類全球化問題上國際協調能力較弱，那麼，很容易引起內外市場的過度反應，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式的放大效應。這也會使得正在努力進行結構調整中的中國面臨更大的外部衝擊的負面影響。
自身不確定性不宜小視
其次，中國經濟自身的不確定性也不能小視。一是通脹壓力。尤其是對於人均收入基數低、貧富差距又大的中國而言，承受無論是輸入性通脹原因，還是我們自己貨幣超發，或流動性管理缺失所造成的通脹問題都是非常有限的，這對社會和諧以及內需培育都將產生十分不利的作用。而目前通脹形成的機制較為複雜，靠簡單的貨幣政策很難有實質性的效果。
二是結構調整壓力。這非常關係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金融危機後，和大多數國家一樣，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自然成了主基調，所以，現在一旦宏觀調控力度加大，市場依賴「政策市」而發力的脆弱性就被凸顯出來。因此，如何盡快將這種輸血型的經濟繁榮方式帶出市場造血型的發展方式，這不僅關係到我們經濟發展的效率，而且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尤為重要。
三是市場摩擦增大的壓力。近期，民工荒、漲薪潮的社會現象已經引起了海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當然，在今天經濟環境還沒有出現根本性好轉的情況下靠市場自身來調節難度確實較大，如果中央政府在引導市場形成正確的通脹預期的同時，能夠控制有些地方盲目投資佔用勞動力資源的行為，並敦促地方政府為民工的福利改善做出實質性的貢獻，為有發展潛力的企業，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來分擔他們所承擔的越來越高的勞動成本、生產成本，那麼，這樣做所贏得的結構調整的寶貴時間，一定會為企業今後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打開其盈利空間，提高自身抗衡成本增加的生產能力，發揮出非常積極的作用。 （摘自 孫立堅 個人網誌，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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