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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預算案甫「出閘」險告「脫腳」。儘管政府大增經常開支，加強對教育及衛生福利等方面的資源投入，社會仍劣評如潮，所幸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及時聯手向財爺反映民意，財爺亦從善如流公布了修訂，但部分市民似餘怒未息，反映事後「補鑊」，總不如事先就做好策劃。據悉，政府內部對此進行了「大檢討」，得到啟發，認為事件反映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官員出現了「『政治理性』缺乏症」，包括未有考慮如何在議會有足夠票數，及如何令大眾感到滿意，結果令政府在推出政策時經常陷入被動的局面，故未來應有專人負責各政策的「政治理性」考量。
錯用MPF載體引發怨氣
是次的預算案風波，有官場老友向自明坦言，這與相關官員犯上了兩大政治「原罪」有關，一是「不要用『乞人憎』的vehicle（工具）去作為政策載體」：是次政府選擇將240億注資到市民的強積金戶口，卻沒有想到「MPF在香港人的心中根本已是『原罪』」，故當政府再把錢注資入去時，大家自然會更加「火滾」，自然容易引發民怨。
該老友指出，第二宗罪，就是「以前做開的事情，如果不再做，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去說服公眾」：新年度預算案中沒有像以往般退稅，本來退稅與否並不是關鍵問題，但政府完全沒有交代箇中的原因，市民自然有所不滿，「政府又未能為不退稅講出一個令人接受的解釋」，結果搞出個「大頭佛」來。
政策改變需有充足理據
兩大「政治」原罪只是表徵，官場老友坦言，由去年的堆填區擴建被否決，到申辦亞運失利，乃至交通津貼計劃被迫修訂，到最近期的財政預算案險遭「滑鐵盧」，政府內部在「棟高床板諗清楚」後，得出一個結論，政府染上了「『政治理性』缺乏症」。
他解釋，在傳統政務官的訓練下，官員制訂所有政策的首要考慮是「政策理性」，簡單地說，即是任何政策改變，都要有充足的客觀數據和理由作為依歸，而在官場傳統文化中，官員一向非常強調維持政策連貫性的重要，如果沒有充分的理據，「政務官根本不願作任何新的嘗試」，在這兩大考量下，部分官員「覺得只是對原本大家已接受的政策作修改，一定唔會出事，但結果就是出事」。
老友舉注資MPF為例，坦言上一份預算案中已經採用過MPF注資這種紓困措施，不同的是上次設入息1萬元的申領上限，當時大家都相安無事地接受了，「事前根本無人諗到，取消了這個入息限制，變成人人有份，反而會引發如此軒然大波」。
港政治生態已徹底改變
該官場老友分析，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Paradigm shift」（範式轉移）：議會的代議士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代言人，「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徹底改變，成為direct democracy（直接民主）的世代，像立法會議員一旦當選，已不再像過去般可以按著自己想法去代表市民4年，而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亦已因此而成為了一個徹徹底底的政治過程，政府必須同步進入所謂『政治理性』的時代，即每項政策不論大小，制訂時都必須要考慮在議會是否有足夠票數，以及政策出台後能否令大眾感到滿意，否則只會事倍功半」。因此，他認為，特區政府未來至少要在政策局一級，安排專人負責研究各政策的「政治理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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