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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
作者：廖偉棠
出版：三聯（香港）
出版日期：2011年1月
定價：港幣88元
看到廖偉棠的新書《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第一時間從標題聯想起他與陳冠中、顏峻合著的《波希米亞中國》（2003年），那是一本以香港、上海及台北三地青年文化為題材的舊作，時代背景為廿一世紀起始的前幾年，書中的廖偉棠明顯帶有北京搖滾文化的痕跡。成書於2010年的《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卻以香港文學作品的討論為主，在評論背後隱約感受到這幾年間作者在香港生活的個人體驗，從「波希米亞中國」到「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表明了廖偉棠選擇了香港而不是北京作為文藝創作的場所，對於中國的關切態度卻越來越像反建制的嬉皮士。
廖偉棠極其推崇「嬉皮士」和「波希米亞」的文化，他幾乎在每本書中，都侃侃談論這兩種文化，前者包括凱魯亞克和金斯貝堡的「垮掉一代」、切．格瓦拉的革命信念等，後者則源於法國人眼中來自波希米亞的吉卜賽表演者，後來泛指一些獨立於社會的藝術家群體。在作者的上一本書《衣錦夜行》中，讀者能夠從照片和文字，感受作者對「波希米亞文化」的尋根意慾。廖偉棠以凱魯亞克式的「達摩流浪者」作為自我身份，這也符合波希米亞人的特性。而這幾年間，他在「非家園」的香港成為了一個關注社會、投入「行動」的「異鄉人」。對他來說，香港或不如北京或台北般親切，但往往更能比後兩者給予他獨特感覺，他對香港的關注也比對後兩者更迫切。
如果要說出原因，恐怕就是「文學」，「文學」在今日香港的脆弱地位更令香港作家對香港又愛又恨，香港社會對文學的象徵價值幾乎毫不關注，從事嚴肅文學好比卡夫卡或德勒茲談論的「少數文學」（minor literature），是處於主流媒介邊緣位置的孤島。董啟章是個鮮明例子，在台灣主要出版社的幫助下，他的小說才被普遍香港讀者所認識。文學的邊緣特性卻鼓勵人們站在社會邊緣看清社會真實一面，而且開拓了「重現」烏托邦的自由，它賦予作家想像力及藉由想像「再現」真實世界的自由，作家藉著這種武器去反抗不合理的現實社會。西西的《我城》和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都充分運用這種「再現」的自由，廖偉棠認為前者以童真的心眼再現香港歷史的意義，而後者則設法從拜物教的世界中設計出烏托邦。
在黃碧雲的《媚行者》，這種「自由」更成為一個文學主題，這是一種不斷進行中的「自由」，它體現於《媚行者》的小說結構中，就像董啟章也運用複雜的小說結構實現文學的「自由」，廖偉棠著重作家們怎樣透過「文學機器」重構革命行動者（如參與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游擊隊的坦妮亞）的「象徵意義」。文學的「再現」尤其透過對作家自身的表述實現自由，書中不乏廖偉棠對參與社運的自述文章，在〈迷你噪音：社運音樂可以多美麗？〉中，他就對早年參與噪音合作社的經驗視作一種社運參與，或者像〈返屋企/唔返屋企〉呈示一個年輕人向「家」宣示反叛，並追尋自己的音樂的衝動。寫作展現了作者的生活，令生活經驗更可信，它甚至可以成為「作者的阿基米德點」，但這不等於直接回應社會現實。事實上，廖偉棠在更多時候追求沙特式的文學自由及知識分子反抗，這是一種文學景觀的自由，也是一種左翼美學的自由，他把切．格瓦拉作為一種革命者的形象保留在文字裡，作為一種美麗的懷舊。
香港作家大多以文學反抗政治，但拒絕以文學回應政治。這正是廖偉棠推崇蔡炎培的理由，後者有一種風骨充盈的詩人形象，甚至以「佯狂的激進者」寫作回絕一切政治語言，卻在寫作中無可避免地摻入了政治，這卻是基於追問及回溯「本真」的需要，這一點在廖偉棠身上表現得更明顯。他甚至從一個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這一點異於蔡炎培），而他的社運參與又滋養了他的文學反抗，甚至他的「自我」變成了一連串「抗爭」的載體，令他新近的詩歌看上去無異於嬉皮士式批判政治的歌謠，彷彿削弱了個性「再現」的「自由」。
從另一方面看，這些詩歌又是自由的產物。正因為香港具備漠視文學的「自由」環境，廖偉棠才可以在文學上反抗，成為香港的波希米亞人，但透過波希米亞式創作重塑出嬉皮士精神來，廖偉棠近年的詩作多少從當下的弱勢者生活和社會運動中得到啟發，卻明顯地緬懷前奧運時期的北京生活。作者討論國內出版的先鋒藝術理論及詩歌書刊、寫在北京觀看雲門舞集的經驗，這些都是波希米亞品味的證明，而波希米亞身份的根源來自作者旅居北京成為搖滾樂手的那幾年，這種體驗在廖偉棠的寫作中佔據了核心地位，在作者回港後立即接合上參與社運的行動，他在〈代跋〉中說「回到香港，絢麗也未歸平淡」，香港的保育風潮恰好與奧運的衝擊重疊，使「香港」和「中國」在廖偉棠的寫作題材中享有同等的意義，更激發了作者的反抗潛能。 ■文：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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