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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家鑫一審被判死刑。 網上圖片
吳小彬
接二連三的學生犯罪事件，成為網絡和報紙新聞版的關注熱點，接二連三揮刀殺人的學生，驚動社會的同時，不由得讓人產生了疑問：我們的孩子，究竟是怎麼了？一臉青春稚嫩未脫的學子，怎麼染上了滿身的戾氣？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4月1日晚，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顧女士剛接到從日本留學放假歸來的兒子小汪，兩人見面談話不過10分鐘，小汪忽然掏出水果刀向母親連刺9刀，然後拔腿就跑。顧倒在血泊中，如果不是一外國人出手相救，她就有喪命的危險。
3月31日，25歲的女留學生陳豪，在瑞典被同班同學、上海籍男生小軍（化名）連捅十幾刀不治身亡。小軍曾在網上傾訴自己喜歡陳豪，並向她表白，但遭到拒絕。在國內成績優秀的小軍在瑞典因幾門課未修不能按時畢業，眼看自己喜歡的人要提前回國，他陷入了絕望，繼而行兇。
而近來在網上引起最多關注的，恰恰也是一個大學生殺人的案件。去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駕車撞倒騎電動車的張妙後，怕張看到車牌號以後找麻煩，對其連捅8刀致死。
2010年2月，畢業於長春大學的李宗熙，在廣州一公司打工，因工作不力，受到廠長白守川的批評，李深感受辱，憤然辭職。3天後，李攜帶刀子、鐵管等返回工廠，襲擊和毆打白守川。因傷勢過重，白於當晚不治身亡。
大學生嚴重刑事犯罪，並非始自近年。早在2005年7月，溫州市一家工業物資公司老闆林某神秘失蹤，警方經過追查，最後將羅吉軍和卓科兩人捉拿歸案。羅和卓交代，他們為了劫財以「創辦自己的事業」，蒙面進入林某臥室，將刀架在他脖子上，可林的信用卡留在公司，他們只搜出1000多元現金和1部手機，兩人勒死林某，將屍體運到事先選好的地點掩埋。而羅和卓，是湖南大學2002屆的畢業生。
年輕學子犯罪現象，引起警方及相關方面的注意。統計資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大學生違法犯罪案件明顯增多，高校學生犯罪的人數目前已經佔到高校總人數的1.26%，且犯罪特點朝著暴力化、群體化、智能化發展。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專業博士封利強認為，社會上不良風氣的影響，尤其是極端個人主義和帶有色情、暴力的網絡文化，是導致大學生犯罪的原因之一。這些年，由於高等學校擴招，一些學校管理疏鬆，給了品質不良者可乘之機。許多家長對孩子過分溺愛，使其從小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形成好逸惡勞、揮霍無度之習。有些大學生狂妄自大，目中無人，追求生活享受和高消費。近年來，不少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多從事臨時性工作，收入不穩或很少，與他們的自我期待相差太大，許多人急切想獲得事業上的發展，更有人嚮往一夜暴富。失意和失望之下，一些人便想通過違法犯罪改善自己的處境。
藥家鑫殺人案的開審以及引發的爭議，提高了人們對大學生犯罪的關注等級。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對藥犯罪的一些分析，激起了許多人的義憤。藥和李一時成了社會名人，對藥「殺」還是「不殺」，成為社會注目的焦點，有人把這當作考驗中國法治的試金石。
關於藥案的爭辯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董藩的一番言論，再一次極大刺激了公眾的神經。董教授在微博中說：「當你40歲時，沒有4千萬身價不要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這是我對研究生的要求。對高學歷者來說，財富意味著奮鬥意識和汗水，貧窮意味著無能、懶惰、恥辱和失敗。」
筆者以為，董教授的言論，為我們理解年輕學子犯罪頻仍的事實提供了一條途徑及可能性。
我們的社會，太注重一個人的事功了；我們的教育，從孩子很小的時候起，就灌輸財富和權力是衡量一個人能力高低、出息與否的標準的價值觀。
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我們的孩子，每晚做功課都要到十一、二點。老師和家長天天對孩子說，你要努力，你要用功，以後要考一個好的大學，選一個好的專業，這樣你畢業後才能擁有足夠的競爭力，才能立足於社會，才能不被淘汰，才有廣闊的前途。
由此，我們的學生的知識結構和興趣、愛好，被嚴格束縛在狹窄的範圍內，孩子們被迫成為考試機器。雖然不少學生擅長歌唱、繪畫或彈奏樂器，但都停留在掌握基本技能的階段。他們沒有時間閱讀課外書籍，沒有時間提高自己的技藝或涉獵文學、歷史知識，除了學校課程規定的東西外，他們很少對更廣大的世界產生興趣。他們整天被逼著應付一場又一場的考試，一些試題完全是被設計出來為難學生的，甚至在語文教學中，一些試題也被搞成了腦筋急轉彎的偏題、怪題，這使學生無法感悟漢語文學的人文精神和美。多年來，我們的孩子，在這種教育模式中，被塑造成眼界侷促、趣味單一、務實趨利的一代，他們渴望出人頭地，尊崇事功，卻很少有人文素養，極少有人真的喜愛音樂和詩歌，更不懂審美。
「官本位」主導下的教育體制，盛行的是單一的實用—理性教學和技能培訓，極少關注學生的心靈，德育教育多年來都是照本宣科，嚴重脫離學生的生活和情感需要。在各種考核指標重壓下的教師，自己本就缺乏人文素養和深邃的精神世界，更遑論教育學生了。董藩教授的言論表明，許多教師品位不高，學養一般，只以世俗和流行的價值標準來教化和要求學生，忘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於育人，在於培養道德高尚、操守優良的下一代。
久而久之，在教育模式、家庭熏陶和社會氛圍的共同作用下，我們的孩子漸漸長大了。這代學子多為獨生子女，難免嬌生慣養，許多孩子是連襪子都不會洗的。雖然應付考試綽綽有餘，但知識結構單薄，自學動力不足，匱乏人文學識和素養，他們過於關注個人前途和利益，以自我為中心，只以競爭心態和角度看待一切，都渴望盡快致富或進入體制內的「保險箱」，卻缺乏對人世的溫情，缺少對社會的關懷，少有對心靈和美的注目及感受。有些學生更由於家庭或性格方面的原因，私慾和虛榮心過強，刻薄、強硬、倨傲，對自己的期待值太高，而一旦遭遇失利遇到挫折，自身調節能力又較差，他們或者頹廢、消沉、萎靡不振，或者仇視他人、報復社會、鋌而走險，一些大學生正是由此邁入了犯罪的邪途。
所以，對藥家鑫和李宗熙的審判結果，當然應該注意，但更須關注的是現行教育體制和模式的缺陷與問題。這些缺陷和問題不予彌補及改正，怕會有更多的學生走上犯罪的不歸路。而修正教育模式中對實用—理性的過度強調，減輕對學生生存技能和競爭心態的刻意訓練，增加學生的人文知識和素養，增加他們對生命的尊重和對人世的溫情，增加他們對美的感受和領悟，是提高學生素質，培養他們成為全面發展、有道德和高尚追求的人的恰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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