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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書誌日常開會
香港還有文化雜誌嗎？
70、80年代的經濟起飛，也曾是本地文化雜誌的黃金歲月，之後便花果飄零了。最有口碑的幾個，要麼如《電影雙周刊》跑到網上做實驗，要麼如《號外》，換了東家，人面桃花。
《突破書誌》是一個例外。它的前身《突破》雜誌創辦於70年代中，是本地基督教非牟利青少年服務團體突破機構旗下的出版之一。儘管有宗教背景，但一些60後、70後的人對其開放性仍記憶猶新。
幾經變遷，09年起航的雙月刊《突破書誌》，秉承以青少年為服務對象的傳統，在與讀者參與性、話題熱點、視覺設計、多媒體傳播等方面，都見了心思。現每月5,000本的發行量，在早已蕭條的文化雜誌界，竟顯示出強韌的生命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最新一期的《突破書誌》的標題和封面設計，在facebook被傳開，不少人在「窮得只派錢」的下面點擊了「like」，更有人從封面的漫畫中讀出了隱喻。從便利店的雜誌檔掃過，那個粉熒光紅會在一堆明星像和風光片中吸引目光。近90頁，從人物訪問到專欄到影像，討論近期政府派發6,000元藏富於民背後的「迷思」。
「嚴格來講我們不算是雜誌。」總編輯梁柏堅在接受電話訪問時說：「首先，我們1個專題做50多版，1年前，還要求專欄文章也要配合主題。其次，話題的時效性也不像普通雜誌那樣的強。這是一種做書的手法。」書展期間，突破機構更出了《突破書誌》的套裝，將過往的出版結冊。哲學和基督教研究學出身的梁柏堅在突破機構服務超過15年，曾任職過圖書編輯、網絡總監以及機構下免費學生刊物《U+》總編輯。
因為機構性質，《書誌》瞄準年輕群體，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和我們機構一直以來的理念有關。青年人在社會中沒權沒錢，他們是對社會感知最敏感和最直接的人。如果我們能傾聽他們的聲音，也是對當下社會脈動的一個捕捉。」梁柏堅說，一般談到青年人狀況，用統計數字是常用的方法，但數字背後的那些人是怎樣的，讀者永遠也不會知道。「這是對青年人的尊重。」
《書誌》創刊之始，編輯團隊有了一個大膽嘗試：每期去採訪100位不同背景的年輕人，並拍下他們的半身人像。出版至今，加上試刊號，《書誌》已邀請過1,600位年輕人。
「100個受訪者的概念，來自很多年前日本的一本繪本《如果世界是100人村》，用百分比的方法，講述世界上的貧富差距問題。我們也想用做類似的百分比訪問。」
100個人怎麼找？「初期的選擇比較隨機，後來有做社會研究的朋友，建議我們要考慮不同背景和小群的人，取樣才比較科學。」
「學校的中小學生比例比較大，然後我們會請受訪者介紹他／她的朋友圈，編輯同事也會有自己的朋友圈。比如以這期《窮得只派錢》為例，突破機構早前在香港舉辦過國際華人領袖訓練營，主題便是貧富懸殊問題，全世界各地來的年輕人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都成為《書誌》裡面的聲音。」
批判立場帶來新盼望
70年代的《突破》雜誌，已有較強的社會參與意識，談價值觀，談性，談民權，但雜誌仍有明顯的宗教色彩，強調個人信仰。到了《書誌》，傳教的部分似乎不再被看見。「這和世界整體環境有關。」梁柏堅說，「世界變得日益複雜，導致基督教的世界觀也在發生變化。香港人從早年講信仰，到逐漸對信仰產生了不同理解，其實這背後是想同現代社會多點對話。此外，我們仍然強調人的角度，力圖點破那些捆綁人性的迷思，比如社會對綜援人士貼的標籤。」
《書誌》出的16期，聊戒毒，聊旅行，聊自然物種。「我們一方面批判社會問題，但另一方面也想帶來一種新希望。罵有錢人不是我們的目的，而是通過對受苦人的關注，讓大家擺脫對貧窮的恐懼。」
梁柏堅說，他們會提前半年定下主題，再通過對年輕人的訪問，收集他們對話題的看法，再由編輯團隊做修改和調整。如此大的工作量，除了總編輯，《書誌》的全職編輯只有4人，其餘工作人員在突破機構還兼任其他工作。《書誌》還特別重視多媒體的傳播方式，設有網上互動，更鼓勵錄像作品。為了發動更多年輕人的參與，同時也緩解編輯部門的資源壓力，《書誌》還設有義工招募。「我們會對報名者進行面試審核。」
市場解決不了的事……
《書誌》每期定價為港幣29元，吸引力並不是很高。由於機構性質，加上保持內容的純粹性，梁柏堅和他的團隊難免面臨市場壓力。目前《書誌》靠本地學校的圖書館訂閱、便利店零售為主要發行渠道，突破機構、社會人士，以及基金的支持都是維持雜誌運營的重要資源。梁柏堅承認，儘管《書誌》不是傳統類型的商業雜誌，但反而有空間做更多的事情。「比如我們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配對，捐贈機構可以為他們訂閱《書誌》。這樣也可以讓我們的影響深入家庭。」
視覺設計是《突破》歷來的傳統，70年代已不惜工本，使用海報畫做封面，在同類雜誌標青。現在的《書誌》，每期都找來不同的獨立設計師合作。「不是為我們服務，他們都要有自己的觀點。」
文化雜誌也許在香港已死，但另一種文化媒體空間則在悄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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