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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槍斃了腐敗的王治馨。 網上圖片
李恩柱
「貪官」這個概念，與貪污數額的牽扯很微妙。說沒有關係吧，貪污一個億，和貪污一二百元，無論其危害還是影響，肯定有霄壤之別；治罪僅憑數額吧，一些貪官就被劃在界外，得以繼續貪贓枉法。比如，貪污十元免掉官職，那麼貪污不足十元的人，就可以挺胸疊肚，逍遙法外。人們常憤憤然說，排隊挨個槍斃可能有冤枉的，但隔個槍斃肯定有漏網的。去除話語中裹挾的不滿情緒，顯露的未必不是忽視數額和不恰當重視數額帶來的弊端。
有兩件舊事，頗值得人思考貪污數額與制度的關係。
一是晉國高官羊舌鮒的事。羊舌鮒，這個名字挺不常見，「羊舌」是複姓。羊舌鮒，其實就是叔鮒，字叔魚，他的哥哥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叔向。叔鮒生於公元前580年－公元前531年，不僅出身高貴，而且有軍權有刑獄大權，但這也給了他貪污受賄的機會。
貪污，雖不一定是達官貴人的專利，然而無權無勢者哪裡有機會貪污？就是有，又能在貪污的路上走多遠？素日見媒體披露某出納貪污幾十萬，覺得多得不得了，現出「憤青」狀罵幾句娘；及見某些「長」動輒把幾百萬、幾千萬、幾個億的人民的血汗錢裝進自己的腰包，頓時傻了眼。貪污者不見得「有位」，然而位高權重的人如果修養淺拙，又進入了監督不完善的環境，禍國殃民，禍人害己的空間就大得不得了。
《左傳》曰，羊舌鮒在幫助魯國征服邾子國的時候，邾子國的金銀財寶大半進了他個人的腰包。後來他又以三十多萬人馬為籌碼，要挾衛國國君給他貴重的禮品。運用這種伎倆，他向小國勒索了不少財物。不惟如此，這位高官還以貪壞法，賣法縱貪，斷案時偏向賄賂他的人，把有罪硬說成無罪。有人說，羊舌鮒是我國有史書記載以來，第一個因為貪污而受到懲罰的官員。「懲罰」云云，似乎太簡括了。事實上，殺羊舌鮒的人，乃「土地」案子中不去行賄的邢侯，他氣不過，激憤之下殺了斷案的羊舌鮒和行賄的雍子。後來，羊舌鮒的哥哥叔向對晉國的執政者說，邢侯、叔魚與雍子，三個人都是死罪，「施生戮死」吧。於是執政者殺了刑侯，同時把因為貪婪被殺的羊舌鮒屍體拉到大街上示眾。將屍體示眾，比取其性命毫不輕巧，但這畢竟是兩碼事，不能不加區分。
二是袁世凱任大總統時槍斃腐敗的京兆府尹王治馨。
王治馨貪污的數額一般說是500元，但另有記述說是5000元或是50000元。民初的《官吏犯贓治罪條例》規定，貪污500元可處以無期徒刑，貪污1000元判處死刑。這裡的元指銀元，王治馨作為京兆府尹，月薪至少500元，如果按貪污500元計算，則為月薪的1倍，如果按貪污5000元計算，則為月薪的10倍，以50000元計算，則為100倍。王治馨貪污的數額究竟幾何，此處不是主要問題，總之數額怎麼也超不出春秋時期的羊舌鮒。
重要的是，從羊舌鮒到王治馨，已經有近兩千年了，其間懲貪的形式雖有變化，但重視數額、講求社會影響的尺子卻有意無意的總在發揮作用。假如羊舌鮒貪贓枉法的數額不那麼大，造成的「國際影響」不那麼深廣，不僅不會遭邢侯誅殺，也不會被暴屍於街市；如果王治馨索賄的範圍不那麼廣，未必引起諸多議論和彈劾。這位「北京市長」，一九一三年底上任以後，所轄二十四縣，居然收取了二十三個縣官的賄賂，每人孝敬幾千，數額在五萬以上（而不是人常說的五百元）。而袁世凱對於腐敗吏治，頗為不滿，欲著力加以整頓。經過都肅政史秘密調查，查實證據，再加上官場中的其它因素，王治馨依律被判處死刑。
兩案相同之中又有不同。相同處不必再提，即特別重視貪污的數額。幾千年來，量刑時數額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數額特別巨大」與「數額巨大」就差得遠了。
北魏時，法律規定，枉法贓（絹）十匹、義贓（官吏所受的饋贈、賄賂）二十匹大辟，孝文帝時則有所改變，只要義贓一匹，枉法贓不論多少皆死。
唐代則規定：官吏受財枉法，（絹帛）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至十五匹即處絞刑。
宋元對貪官處理較其它朝代寬大。宋朝法律規定，貪污一貫流兩千里，十貫配廣南，不以赦降原減。《元史》的《刑法志》載：枉法贓，一貫至十笞四十七；不滿貫者，量情斷罪，依例除名；十貫至二十貫，笞五十七；二十貫以上至五十貫，杖七十七；一百貫以上，杖一百零七。對貪贓不枉法者則更為寬大，三百貫以上，杖一百零七，除名不敘。
明朝則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處罰很嚴酷：凡貪贓在六十両以上者，梟首示眾，剝皮實草；監守自盜，四十貫絞；枉法贓，八十貫絞；不枉法贓，一百二十貫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等等。窮苦人出身的朱元璋，十分了解貪官對皇朝有效統治造成的惡劣影響，因此對貪官的嚴厲程度也甚於其它王朝。
《大清律例》吸收了明朝的內容，規定：貪污折銀二十両即處流刑，四十両即處斬刑。
整個專制社會，對貪官量刑都考慮了數額。這沒有什麼不對，貪污一元錢與貪污一百元錢，給個人和社會造成的影響顯然不同。但是，當一位官員只貪佔了國家或個人很少的財產時，我們還叫他貪官嗎？比如把國家的兩塊木板拿到家裡私用，比如辦私事卻搭乘公家的交通工具，不僅數額微小，惡劣影響的深廣度也不大，以傳統觀點論，與貪污似乎還有距離。然而，大貪官皆由小貪官而來，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道理同樣適合於貪污這種行為。
只強調數額和影響，清、濁的界限就不易劃清，繩之以法的將都是富可敵國的巨腐大貪，將是撼動國家根基的貪墨敗度之人，公私分明，一文不苟取的清新之風將成為美好的願望。「亂世用重典」的思維邏輯幾千年不變，與不恰當地重視數額有很深的關係。
好在，袁世凱反貪那陣子，中國社會已被民主之風吹拂，貪污數額沒有被視為很重要的標準。王治馨貪污數額雖然也不少，民眾敢於議論紛紛，相關官員敢於彈劾，社會環境對貪官頗為不利。如果民眾對貪官隱忍不置一詞，王治馨一案未必能入於袁世凱之眼。自然，袁世凱殺王治馨，有更多的因素，但無論如何除掉一個貪官，對民眾來說總是有益的。
貪污腐敗行為是人類的劣根性體現之一，因此，不論民主社會還是專制社會，都有腐敗現象，也都在反腐。不同的是，專制社會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僅僅依靠領導人個人的作風，靠思想教育。阿克頓勳爵非常精闢地指出：「權力容易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使人腐化。」權力不受制約的狀況不徹底解決，反對貪污腐敗就只能淪為空言。
一個缺乏監督的社會，不僅會使貪官猖狂恣肆，也會導致民氣委頓畸形。從中唐以後，官場中的腐敗現象，已為上下所默認。如南宋時，右丞相陳自強公開向下級官吏勒索賄賂，地方官送公文「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並獻」，凡書題無「並」字則不開啟。陳氏膽大如此，還不是沒有監督所致。據說，新西蘭的房屋部長希特利，僅用公款買了兩瓶酒，便丟了烏紗。希特利的腐敗醜聞，在惠靈頓、奧克蘭、漢密爾頓等地引起了人們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這是社會監督結出的果實，是社會管理結成的民氣，民氣一代一代傳下去，社會豈能不剷除貪污苟且之行。
貪污的數額大小不能完全決定底線的位置，社會環境淨化到何種程度，才是決定底線置於何處的因素，跳出小圈子反腐的思路，才是描畫底線粗細的根本。 （識貪．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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