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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法國發生了著名的「五月風暴」運動，大批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走上街頭，向戴高樂的家長制作風說「不」。這場被後世稱為改變了一切的虛假革命式社會運動，被貼上「偏激」、「盲從」甚至「頹廢」的標籤。究其根本原因，很多後來參加這場運動的人，自己都不知道為何在運動中如此激烈和興奮。
這究竟是一場怎樣的社會運動呢？1968年3月某一天，法國的教育部長前往一所大學，主持其游泳館的開幕禮。一個從不安分守己的青年學生，衝過層層警衛的防護，走到部長的身邊，拿出一根煙，向教育部長借了火，然後滔滔不絕地大談自己對男女青年愛情觀的認識。在場的師生幾乎被這個的小伙子嚇破了膽——他竟然如此無禮與傲慢，忘記了這是一個怎樣的場合。
教育部長雖然嘴上沒有說甚麼，但從他輕蔑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對這個來自神學院的小伙子不屑一顧。因此，年輕人講完自己的話以後，教育部長高聲說道：我只和對自己的前途與未來負責任的人進行對話。或許是這句話激怒了小伙子，或許是當時燥熱的天氣容易讓人感到衝動，小伙子一下子抱起教育部長，直接跳進了游泳池。法國確實是一個浪漫的國度。這場風波的化解來自於教育部長的女兒——在她的調解下，部長與這個小伙子達成和解。
私人和解可以成功，但是社會階層的和解則沒有那麼容易。這件事發生以後，法國大專院校開始掀起一陣反對權威的運動。他們究竟在反對甚麼？他們反對期末考試，反對男女生宿舍的隔離，反對校園的行政管理體制等等。總之，只要是秩序，他們都反對。後來有人總結道，與其說他們反對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倒不如說他們反對的是一切現存的秩序。
事情愈滾愈大，在學生的帶動下，社會各階層長期的積怨徹底爆發出來。他們面對自己被日益科層化的事實，提出解放自我的口號。在行動美學的感召下，學生們高聲宣佈——「今夜，我們活在1789」。這是對權威的挑戰，也是自我價值的自覺，更是一種社會公眾意識的覺醒。工人加入學生的洪流，開始向權威說不；公務員也加入了權威的洪流，令社會幾乎處於癱瘓的狀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在此刻也沒有閒著，以一紙宣言，表達了對學生們的支持。
看看權威們的反應。戴高樂最終在全民公決的壓力下黯然下台。表面上，這場社會運動很成功。這確實是一個反叛的年代——每個人都有不服從的勇氣與胸懷。但關鍵是在社會衝突的背景下，純潔得像一張紙的學生始終站在法國社會的最前沿。他們並沒有超越1789年的傳統，只不過對過往的歷史進行了一次成功的複製。
不可否認，後人對這種反權威的社會思潮，往往不以為然。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人們往往在成長的過程中，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喪失了原本應當具有的秉性與天真，變得世故不堪，從而徹底放棄了做人的道德底線與原則。社會喜歡將人標籤化，但是，我們確實應該注意在標籤的背後，究竟是一種新思維的崛起還是本質的回歸。機器大工業或是商品經濟，帶來了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最終導致人與人自身本質的異化，從而將人性融解於物性之中。如果社會思潮是對人性回歸的呼喚，是對自我價值的重新審視，是對新生活的嚮往與追求，是對他者無限的關懷與博愛，那麼這樣的社會流動，我們應當舉雙手歡迎。
青年人不需要被標籤，正是有他們從人性本質對社會的一絲目光，才有對人性惡質的反思與警醒。從這個角度說，青年人是我們的未來與希望。珍惜青年人對社會的批判性思考，包容異質思維，接納多元的社會呼聲，也珍惜我們的生活。因為這些勇於為公義發聲的人，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崇高的理想，無論如何，這是值得大家好好善待的一份激情。 ■文、攝：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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