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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資深記者 化身底層階級180天
作者﹕芙蘿倫絲．歐貝納（Florence Aubenas）
譯者﹕顏湘如
出版﹕野人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
定價﹕港幣100元
這幾年間，金融危機席捲歐美各國，其中以福利主義自詡的西歐尤其深受其害，這往往是緩慢痛楚的過程，起初不為社會所察覺，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泡沫而變成劇痛。它除了令福利國家破產外，還直接摧毀底層階級賴以維生的經濟基礎，也削弱了中產階級的公共生活基礎。然而即使面對如此災難，暴富階級依然繼續享受鍍金的生活。更弔詭的是，雖然底層階級在人口中佔多數，但主宰大眾意識的傳媒機構卻鮮會報道其辛酸的生活，故此關於底層階級的書寫就顯得珍貴。
本書作者歐貝納正是此一異數，她是當代法國知名記者，曾在伊拉克報道戰地新聞而被當地激進組織綁架，這次她正要化身底層階級，以第一人稱道出計時工和開工不足者這些年的生活苦況。這種親身報道涉及工作中的身體經驗，以及工作中與其他人的溝通和衝突，還有作者對自身情緒和心理狀態的忠實紀錄。
這種報道或會被詬病為文學化，的確，好些記者的文字紀錄就是借助文學來反抗媒體的建制化紀錄，因為只有文學才能直抒無名者或小人物的心理狀態。這種書寫不是沒有先例的，意大利女記者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曾將情感投入於報道文字裡，那位敢於挑戰伊朗領袖霍梅尼的女人亦寫出了男性鮮有的感覺，但歐貝納這種女性觸覺只是處於卑微的工作場所，屈從於普羅大眾那種有局限的視角，用當下的情感向自己呈現臨時工的處境。
所以在這本書中，歐貝納選擇去一個可以讓她隱姓埋名的市鎮：康城（Caen），而不是選擇像巴黎般的大城市，她寧可拋卻自己的身份和過去，成為茫茫人群中的一個無名者。為避免因工作而忘卻了寫作計劃，她向自己定下要求，為免霸佔職位，只要獲長期合約工聘用時就得停止計劃，結果她換過幾份臨時工，直至最後在烏斯特罕碼頭（le Quai de Ouistreham）當清潔工人為止。作者反覆交代不同清潔公司的老闆和資深同事怎樣囑咐她要怎樣把地面洗抹至不染塵垢，還有與較熟悉和較陌生的同事怎樣對話，或者互罵、嘲笑對方等情景，這些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沉悶細節，竟在閱讀中變成奇異的文字體驗。
昔日的法國是個福利社會，工會為勞動階層爭取合理權益，但這些團體在今日早已淪落。不單如此，連工廠也因為周轉艱難而紛紛結業，書中不止一處描繪出昔日工業區的蕭條景象，在第十五章〈野餐〉，作者形容在最後關閉的其中一間工廠前面，「有數十支白色木十字架插在圓形空地上」，那是「即將被解僱的人數」，又有一塊告示牌上寫著580個職位將削減116個」，另一邊廂寫著「高級主管卻領6800歐元的薪金」，這些標語表明了工廠倒閉和工人失業的情況非常嚴重，書中也以多處篇幅描寫失業工人對於失業問題進行了激烈的抗爭。
如在第五章〈女傭〉一開頭，作者就記述了工會號召對抗金融危機的罷工鬥爭，全章許多段落都讓讀者看清楚這些大型罷工遊行的真實情景，例如街邊好些店舖女職員看見大規模的遊行，就湊熱鬧的走上前去。作者也記錄了一些退休者的看法，他們認為以前的示威遊行有其抗爭策略，但近幾年的示威只是出來散步，根本沒可能表達訴求。這也許說明了，在治安管理嚴密的現代社會，示威遊行也變成一種不須付出血淚，僅只表態一下的集體活動，而工會組織也失去了當初的政治抗爭意義。
在第二十章即最後一章的段落中，作者就談論失業和工廠倒閉的命運，她說：早在七十年代已有人談危機，而在九十年代就有人談工廠關門，但沒有誰料到最終真的發生了。而這些被關燈的工廠最後的命運就是等待人們用炸藥把它們引爆，爾後，人們甚至把工廠區視為不祥的墓園，連經過都要側身避開。因為工廠倒閉而失業當然是慘敗的經驗和社會不公義的結果，但全書的描述讓讀者感受到，過去那些積極為待遇而抗爭的工人已經不在了，只有那些面目模糊且被動接受現狀的臨時工人。
書中雖沒有明說，但讀者仍可以感受到失業危機下的無力感，在金融海嘯、債務危機過後，一切稍有價值的事物都不能長存：工會和勞工保險部門失去了它的意義，即使它仍聲稱為工人爭取權益，但都沒有用；而就業服務中心的刻板教育也不能再說服失業者了，因為它們也面臨裁員的威脅。在金融問題底下，每個人面對整體經濟問題時彷彿孤獨的拳手，至多只能像作者般與身邊朋友互相分享、扶持。這部報道文學作品並沒有說教和論理，卻能直接地呈現出當下的困境，因而發人深省。 ■文：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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