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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
香港作家陳冠中現在旅居北京，鮮有出席公眾活動。而他4月初在廣州方所文化做講座，來了一幫文藝青年，好多都站著聽完近3個小時的演講。記者也看到其中有來自香港的青年，他們來聽陳先生講香港不為人知的歷史，以及香港如何成為香港。 ■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
香港早有文明。「香港」這個名字從哪裡來，是不是傳說中由於運香料而來，其實並無確認。陳冠中說，香港在英國殖民之前，並不是大家常認為的荒蕪漁村。「在漢唐之後，香港已經是華夏文化的地方，不是荒蕪之地，宋朝時期，香港已經有幾十個書院。」而「Hong Kong」這個發音的名字早已有之，只不過是英人來了之後才有了公開記錄。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講座一開始，陳冠中就說他不認同香港被貼上的許多標籤。比如最廣為人知的「文化沙漠」，或者「殖民文化」。「其實英國沒有想把中國人變成英國人，所以一開始有種族隔離政策。比如半山香港人不能居住等等。」英國人不想管中國人，就派了一個官階極低的華人來管理。這恰恰使得香港很好地保留了華人文化，這跟其他英屬殖民地不同，香港是「海港殖民地」。「當時的香港就擁有很多種語文雜誌，包括藏文。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七次去西洋取經都是先來香港，甚至成立翻譯館專門翻譯香港的中國報章，所以這種標籤是不對的。」陳冠中說。
「在20世紀初，香港已經有300家中文學校，中文教育從沒斷過。現實的多文化主義在香港出現。」20年代，中國已經過新文化運動，即五四運動，而此時的香港港督極力推動國學，請了很多清朝的遺老遺少到香港講經。這個行為魯迅在1925年在香港青年會演講時大罵，說香港唱老調子，把中國人的思想停留在以前。魯迅等人推的是民國新文化，包括反殖民主義，民主自由等等，但香港到30年代的各種小說書寫仍用文言文。香港大學中文系曾請老先生來講經，直到1933年才成立了現代意義的漢學系。
在陳冠中眼中，香港的20年代非常精彩。「當時在中國有事情的時候，很多人逃到香港，在香港著書立說。例如王韜，本是清朝通緝犯，在香港做《循環日報》，宣傳改革變法。沒有他就沒有康梁。」
香港主體如何形成
陳冠中拿廣州與香港做對比。「當時所有香港的罷工，工人都是進去廣州，在廣州受到很好的招待，受到廣州人的禮遇。幾次大的罷工，都是靠廣州的資源，讓香港人緩衝一下。例如1925年省港大罷工，當時香港人口20萬，參加罷工25萬。上海的罷工四個月停了，而香港罷工長達16個月，社會完全癱瘓。」可見，那時的香港訴求並不單單是反殖民，而已經包括普遍選舉，降低房租等要求。香港人也要求自治，但是英國政府並不同意。
至於香港身份，陳冠中認為，是在80年代發生，他列舉了不少數字，「1937年，抗戰爆發，幾十萬人逃到了香港，大約有十幾萬上海人。因而，在37到41年間，香港首度成為全中國的文化中心。人口達到160萬人，這個數字在45年降到60萬，到1951年又升至220萬人。香港在61年已經達到小康社會，工業已經非常發達，50、60年代香港出現嬰兒潮。」「香港」的出現就跟這批嬰兒潮有關。
70年文革後期一直到80年代，內地大概有100萬人來到香港，這是香港另外一個人口潮。這群人受過良好的教育，有技術，對香港後來的勞工工業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香港經濟起飛，嬰兒潮一代長大，對內地沒有感情，不能認同。當時出了一部電視劇，出現了一個內地角色阿燦。那時候對新移民非常緊張，那時候已經不叫『胞』，而是非法移民。」
陳冠中說，除了客觀原因上的經濟反差造成身份難以認同，文化上的差異也越來越大。他舉了英國甲殼蟲樂隊64年訪問香港一事說明。當時的香港年輕人留長髮穿牛仔褲，而同代內地則開始文革。兩地形成史上最大的文化反差。香港當時有一份《中國學生週報》，而1965年昆南創辦了《香港青年週報》，發刊詞直接說為什麼叫中國學生，應該叫香港青年。這應該是最早在文化界提出以香港做主體的。這一代年輕人面臨了身份的困惑。「就我自身的經歷而言，我年輕時出去讀書，拿的是英國護照，到海關時就排隊排英國人，而見到海關官員，他卻又讓我去排外國人那列。」
陳冠中最後說，身份是一個And，而不是Neither Nor。比如廣東人是中國人也是廣東人，香港也應該如此。他提出希望粵港兩地建立新的身份認同，也呼籲香港人看到近十年內香港的進步，而莫過分強調政治的負面，「例如西九龍的建設，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有很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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