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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文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香港時時任何建議都有反對意見，對新政府的重組管治架構建議當然不會例外。問題是反對者若果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那便只是意氣用事，對香港發展也不會有任何好處，反對者應該以反建議的方式來完善管治架構。有反對意見認為要公眾諮詢，這個提法其實並不可行，對新政府在施政上不單沒有幫助，反而是嚴重地拖慢了施政步伐，對香港要處理的問題絕非正面。
香港現時的一個常見現象，就是每樣政策建議都會有批評聲音，本來在民智已啟和重視民意的前提下，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問題是批評和反對的聲音是否具建設性，若果批評可令香港施政更加有效，和對政府有更好的監督和指導，這些批評和反對的聲音不但沒有挑釁性，反而會令香港社會進步向前，市民和官員也會珍惜和尊重這些反對聲音。
人事調整是正常現象
可是不少批評和反對的聲音建設性不足，縱然有良好的監察意願，可是卻產生扯後腿的反效果，這是令人感慨的。香港在回歸後就已因內耗而錯失了近十五年的光陰。現時香港的各種問題已浮在檯面，來屆政府要處理的問題一大籮，市民也對來屆政府有期望，尤其是在房屋和經濟發展上，民意已很清晰表達了這種意願和訴求。在這個背景下，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建議重組政府架構，由原來的三司改為五司，且也會動手術重組各個政策局，這個建議就有其迫切性和合理性。
每個領導人都有其管治的理念，而要將其管治理念貫徹，是需要依賴一個同心同德的團隊。所以每一屆政府都會有人事調整，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這也是中外都會發生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今屆政府五年前就任時，也曾根據管治理念和當時的情況，去重組問責團隊，而且既然每個領導人的管治理念不一樣，他們的問責團隊要處理的問題的先後次序也會有分別，在人事安排上也會體現這個施政理念。在梁先生的管治團隊的重組構思裡，一個重要的佈局是增設副司長的職位，和將房屋和地政重歸同一個政策局管轄，這是一個重要的安排，因為房屋已是香港頭號面對的問題，政府要有效的處理房屋問題，在管治架構上就要反映這種方向。
規劃和房屋局合併協調更好
香港房屋問題從來都是燙手山芋，回歸後房地產市場大跌，引致負資產無數，到了2003年後才告回穩。在那個時候的管治架構裡，由於有之前的慘痛經驗，政府在房屋上的重點是穩住樓市，所以當屆政府將地政和房屋分拆開，由不同的政策局去管理，也是有其道理和原因的。但當地政規劃和房屋分屬不同的政策局時，彼此的溝通便因每個局的重點不一而變得沒以前的順暢。一個簡單例子是香港的土地供應：香港各項發展和土地供應脫不了關係，但土地用途往往會有各式各樣的矛盾，單是平衡保育和發展已夠人頭痛，更不用說各方人士對如何使用土地都有訴求。當地政規劃和房屋是在同一個政策局時，兩者的協調也比較好處理，可是分屬不同的政策局時，行政效率就無可避免地減低，引伸出來的自然是公營房屋土地難求。所以既然梁先生的一個施政重點是房屋問題，將地政規劃和房屋重歸一個政策局是很正常的事。
另外，香港產業單一化已令香港發展受阻，著重金融地產的社會發展不能滿足香港的長期需要，發展多元化產業結構已是必須，現屆政府已有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之議，在梁先生的重組問責團隊的建議裡，也有發展產業的應對方向。在新建議設立的財政司副司長，就是專門負責協調與規劃人力、經濟等長遠發展。這是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較多的規劃色彩，在現時環球競爭劇烈的環境下，這個較積極的做法也有其道理。有些人或許說這是干預市場發展，但無可否認的是，適度的政府政策引導，會令業界在開展產業時事半功倍，總不能凡事都完全無為，新管治架構建議也展示了這個方向。
拖延重組對香港無好處
從這兩個政策方向作例子來看，新建議的管治架構是貫徹候任特首的施政理念。香港時時任何建議都有反對意見，這個重組管治架構的建議當然不會例外。問題是反對者若果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那便只是意氣用事，對香港發展也不會有任何好處，反對者應該以反建議的方式來完善管治結構。有反對意見認為要公眾諮詢，這個提法其實並不可行，一來現時距離新舊政府交接還有不到兩個月，在需要上是無法先作公眾諮詢後決定。而且要作公眾諮詢起碼要先準備文件，再作公眾討論，即使成事最快也是今年下半年，對新政府在施政上不單沒有幫助，反而是嚴重地拖慢了施政步伐，對香港要處理的問題絕非正面。亦有反對意見說新建議架構浪費公帑，可是當政府要照顧的範疇日多，官員數目亦會增多，擴大問責班子亦無可厚非，至於人選若是物非所值的話，將來特首也會斷送管治效益，在放大鏡式的民意監督下，政府相信還不至於以自己管治的威信來作押注。
是以筆者認為對新管治架構不應再蹉跎，若是不贊成新管治架構，應要提出具體的理據，而非籠統地用諮詢不足來作擋箭牌。需知道諮詢永遠都不會足夠，若果要有充足的諮詢，相信又會是寸步難移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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