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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呂志和博士帶領集團進軍內地之建材及房地產行業，現今業務已遍佈全國十多個城市及工業重鎮。
呂志和博士是香港嘉華集團主席，在美國《福布斯》雜誌去年的香港富豪榜上名列第八。不久前，在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紀念日，特區政府向他頒授了大紫荊勳章，表彰的不是他50多年來的創富傳奇，而是他「長期參與社會及慈善服務，多年來致力在香港推動慈善事業，對醫療、文化藝術、救災及其他善舉均大力捐輸。呂博士尤其支持教育，致力提升香港酒店管理專上教育水準，貢獻良多」。本期「高峰直達」以他為訪談對象，旨在通過他的見解與思想，呈現並傳遞香港商界對新一屆中國領導層的祝願與期望——「執政團隊的經驗、視野、抱負、才幹卓越非凡，駕馭複雜問題的能力久經考驗……中國已具備成熟的科學發展理念，以及行之有效的管治方式，當各領域的改革與轉型深化時，中國具備足夠的資源和空間。因此，我深信，新一屆領導人將完全有機會為國家開拓更美好的前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志豪
記 者：中共十八大勝利召開，此刻，作為一名香港商界領袖，您對新一屆中央領導層有何祝福與期望？
呂博士：我衷心祝賀他們成功當選，也祝福他們任期內萬事都順風順水，政通人和，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都氣象萬千，開創新局面。同時我也十分期望新一屆中央領導層繼續重視並發揮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令香港更好地協同國家未來發展規劃，在幫助國家接軌世界的過程中，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記 者：您認為新一屆中央領導層產生後，對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進步發展會帶來哪些重大轉變？
呂博士：我認為未來5至10年是中國進一步發展成為現代化發達國家的關鍵時期，挑戰很多，難度頗大，但機遇也是前所未有。發展方式會加速轉變，結構調整也會逐步完成。內部消費會取代出口與投資成為增長引擎，創新會逐步成為中國核心競爭能力。當然我最重視的教育、文化、藝術會迎來最佳發展期，我相信新一代領導人一定會投放更多資源發展這些軟實力，而我和我的同事們也願意在這三方面為國家出更多力。事實上，這些年來，圍繞教育、文化、藝術這三項社會事業，我與同事們做了很多公益性的工作，我們相信國家一定會踏入一個教育與文化大繁榮階段。
記 者：您認為目前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甚麼？機遇又是甚麼？
呂博士：最大挑戰來自三個方面，第一，如何在轉變調整與增長速度之間取得平衡；第二，如何在保持和平發展大環境同時又能維護好領土主權完整；第三，既要進一步深化社會改革，又要不失秩序，保持穩定和有效管治。但中國的有利因素也前所未有，首先，執政團隊的經驗、視野、抱負、才幹卓越非凡，駕馭複雜問題的能力久經考驗；其次，中國已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已經可以在全球經濟重整過程中獲得更多資源支配權，全球化將為中國創造更多正面機會；第三，中國已具備成熟的科學的發展理念，以及行之有效的管治方式，當各領域的改革與轉型深化時，中國具備足夠的資源和空間。因此，我深信，新一屆領導人將完全有機會為國家開拓更美好的前路。
記 者：面對日益緊密與深度融合的兩地經濟，您認為作為一間香港企業，需要構建甚麼樣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管理與營運模式才能更好適應未來發展？
呂博士：首先，我認為不僅要看到兩地的融合，更要看清與把握中國與世界經濟融合過程中的趨勢與特徵，因此，一間香港公司要建立一種包容共存、相容並蓄、和諧互助的文化，把自己打造成能夠創造新價值的平台，即是用中國文化的核心智慧與價值觀結合西方公司先進的管理制度與行政效率，為中國公司走出去，國際公司走進來提供服務。嘉華集團是一間很早已開始國際化的香港公司，我們十分樂意為國內公司走出去出點力。
記 者：您認為未來十年香港經濟發展會有哪些方面的重大突破或轉變？嘉華為此做好了準備嗎？
呂博士：香港要清晰自己定位才能於未來十年再創新的奇跡。我認為香港的核心優勢就是制度與人才，它確保香港可以成為中國巨輪開往世界的首發港，也是世界巨輪駛往中國的到達港，這地位彌足珍貴。因此香港無論是鞏固傳統優勢產業，還是發展新興產業，都要以此定位為依歸，才能取得良好成績。即是說如果香港能以自身制度與人才優勢，來整合全球資源與要素去配合國家的發展，香港就能有所突破。我認為我與同事們過去十幾年都以此定位展開工作，不斷建立文化、優化商業模式與制度、強調創新與人才培養。
記 者：您多次強調「傳承」或「薪火相傳」的重大意義，您對接班人有甚麼最核心的期望與要求？
呂博士：我作為集團主席，最大的心願和使命是把累積多年的經驗薪火相傳，栽培接棒的新一代。我期望他們擁有的，是宏觀的國際視野、敏銳的商業觸覺、不隨波逐流的判斷力，凡事掌握「恰到好處、拿捏輕重」的藝術，為人要正義、寬厚和耐心，並能了解影響企業經營的因素和變化，從而使集團在任何市況都能經受考驗。
記 者：過去幾十年您在營商之餘，對社會公益事業亦不遺餘力，在教育、文化、藝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您投入心力和資源最多的是哪個領域？為甚麼？
呂博士：我做得最多的是教育方面的公益工作，因為教育可以幫助人脫離貧困，可以創造知識型經濟。所以我在內地先後捐建了120多間中、小學；我也竭力游說並推動政府批准在香港中文大學設立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我也建議香港理工大學將酒店管理學科提升至正式學位課程，建立酒店及旅遊業專屬學院，如今它已在世界酒店學排名中位列第二，僅次於康奈爾大學。早在香港回歸之初，我就向特區政府提出建設四大文康設施的建議，即博物館、歌劇院、國際會議中心和可容納8萬人的體育館。我覺得當這些建設都有了的時候，一個地區或一座城市才真正擁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與活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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