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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光影》
翻開《行走光影》，每一張照片，或是自然的容顏，或是小人物的故事。作為一名青年藝術家，邵舒認為，當下的中國藝術界，過度注重技巧與手法的表達，從而忽略了藝術的本質——人文。他認為，人文內涵並不是高深的審美，而是根植於普通民眾生活的一種情懷和心境。例如，邵舒覺得，西方早期的藝術，是和宗教緊密相連的，教堂的壁畫、聖像，其實都是為了向目不識丁的普羅大眾傳遞生命的意義與信仰的價值觀。只不過到了後來，隨著教育程度的普及和提高，藝術才開始脫離一般民眾的生活而成為所謂「高雅」的產物。
他說，實際上從畢加索開闢出一種新的藝術風格——忽略他者的觀感，而盡情展現自我的體驗。這固然能夠大幅度提高藝術家的創作力與主動性，但是，造成的一個弊端就是普通大眾無法理解藝術作品的內涵，從而造成了藝術甚至整個文化的極端精英化傾向。因此，藝術要真正具有價值，就必須扎根於民眾之中，與民眾的喜樂悲苦融為一體。
藝術家的心中，應當將「人」的概念擺在最高的位置。「人」，在邵舒這樣的青年藝術家眼中，不是一個空洞和抽象的概念，每一個人，都是有尊嚴、有權利、有情感的肉身。基於這樣的理由，邵舒向記者坦言，他心中最為仰慕的思想家是胡適。因為胡適給了中國人一種先知性的指引：包容與自由。受胡適影響，邵舒認為自己是一名堅定的自由派，同時也是一名普世主義者，因而他覺得自己的國家民族自豪感，更多來自於：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彼此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而不因他們的思想、階層、社會地位、經濟收入和財富的多寡而有所差別，這就是自由與平等的本質，而這兩者，恰恰對於華人社會而言，是最為重要的價值觀。
站在如此的藝術使命層面上，藝術家的文化理想與道統責任，就顯得尤為重要。邵舒的心目中，藝術家為人最為重要的是自由意志。這裡的自由意志，由自我與他者兩方面構成。首先，藝術家的創作應當是自我生活感悟的表達，堅持自由創作，不應過多受到經濟利益、世俗權力以及其他外在束縛的制約；其次，藝術家應當成為社會和人民的良心，成為民眾利益與社會進步的代言人，尤其應當與那些社會中的弱者站在一起，為民眾的幸福與自由去打拚、爭取、努力。這才是知識分子應當具有的品格與情懷。歷史上，法國的藝術家和文人是這樣做的；俄國的文人知識分子也是這樣做的；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層更是有著「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道統意識。因此，邵舒認為當代的中國藝術工作者，包括他本人，都不能夠放棄這種全球化與民族化二合一的歷史傳統。這是藝術家的人格檢驗，也是進入藝術世界的性格門票。
邵舒自己用畫筆、相機，記錄下了生活中一個又一個被漠視、被邊緣的小人物形象。這些小人物的命運，其實比高樓大廈的數量、馬路的寬度、私家車的擁有密度，更能夠體現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與進步指標。邵舒自己認為，說得直白一些，他所體認的藝術家的使命，其實就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問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來自俄國的術語概念，從文化群體的內涵一直外延到社會領域。一個社會必然有階層的分化、財富的多寡以及階層的分級。但是，社會中的所有人都應當生活得有尊嚴、有自由。從俄國的巡迴畫派開始至今，真正的知識分子，無論來自哪個國家，都將實踐大眾的幸福作為自己的使命。在雞蛋與石頭之間進行選擇的話，藝術家應該站在弱者的一邊。
總結自己的藝術體驗，邵舒覺得這是一個沒有終點的路。他告訴記者：「他鄉？還是故鄉？其實，二者的界限很多時候混淆了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也模糊了生活的意義。大到國家民族層面，對「故鄉」的過度執著，導致的是狂熱的民族文化本位色彩和虛幻的國族論述，從而使得一個民族不能夠認真反省自我的弱點與弊端，進而形成獨斷、自大與封閉，將自外於全人類的共同文明與幸福，最終的結局，是每一個個體，在現實中得不到幸福，藝術家應當幫助他們找到這樣的幸福，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文：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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