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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可以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資料圖片
——全球化＋今日香港
本港著名模特兒楊崢最近出版一部美食著作，該書以「米芝蓮」廚師的故事為中心，採訪全球名知「米芝蓮」餐廳及主廚。坊間對名人著書大多報以好奇眼光，視為玩票或錦上添花之舉，更甚者總把題材簡單地分類成通俗類和嚴肅類，並把這讀物視之為通俗類。但如巴金所言，對於作家來說，最重要是讀者，認真地對待我們的讀者，一旦專注且獻上心力，他們均應被視為一個人物、一位作家。 ■林援森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簡介 林援森 畢業於香港樹仁學院（2007年更名為樹仁大學）新聞系。其後取得香港新亞研究所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以及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博士學位。
新聞背景：3年訪45米芝蓮名廚 名模分享「食經」
楊崢是本地著名模特兒，熱愛烹飪，據其作品所言，成書緣自一次朋友聚會，發現朋輩對入廚興趣甚濃，卻苦無下手對策，加上城市生活節奏急速，花不到時間入廚做飯。如是，楊崢萌生寫書的念頭。她為搜羅最好的菜式跟讀者分享，便決意從《米芝蓮》下手。她奔走歐美十多座城市，花了3年光景，採訪45名米芝蓮名廚，寫了53道菜，結集成書。有人認為，她的寫作心力，對讀者的誠意，對食物的重視，對出版態度的認真，可見一斑。
楊崢的作品並不高深，成書目的志在與讀者分享美食，算作一種流行讀物，是否成為經典，還待歷史和時間來考驗。回到當下，我們常把坊間書籍和著作，簡單地分類成嚴肅類和通俗類、或純文學和流行文學之別，姑勿論如是作出分類是否合理，但現實的當下如是。
四線發展 古今 一脈相承
任何歷史現象總有其自身脈絡，文學本身亦復如是，否則沒法傳承。按照學者所言，中國現代文學大致有4條發展線索。第一條主線從陳獨秀編的《新青年》和魯迅的《吶喊》開始，還包括茅盾、丁玲、巴金等作家，透過他們的集體努力，讓文學發揮其喚醒民眾的功能和歷史使命。第二條發展線則從胡適、周作人和魯迅的《野草》開始，經過郁達夫、聞一多、徐志摩、沈從文、老舍等，他們堅守藝術本份、堅持文人道德的傳統延續至今。
至於第三條發展線則以新媒介展開─報紙。其始於包天笑、周瘦鵑、秦瘦鷗、張恨水，一直到金庸、倪匡、李碧華，當中也涉及鴛鴦蝴蝶派、武俠科幻、當代言情小說，這亦是發展過程中的劃時代變化。
張愛玲迷戀都市 影響深遠
流行和通俗文學可從鴛鴦蝴蝶派一路發展，並影響至香港，但香港的純文學的歷史脈絡，則不只涉及第三條線所呈現的大眾口味。所謂第四條線是都市感性文學。當中關鍵人物是張愛玲。
張愛玲在文學史的意義，在於文人藝術尊嚴和大眾品味交織在一起，然後開展出一個新路向。這條路線從張愛玲到白先勇、蘇偉貞、李昂、朱天文等，一直到西西、鍾曉陽、李碧華、黃碧雲，甚至是王安憶和蘇童等。
隱現女性主義 雌雄攻防有策
張愛玲對香港文學影響深遠。首先，我們可從都市感開始，她的作品呈現一種迷戀都市的情感，香港文學本質上就是都市文學。另一點是「市民趣味」，其包括兩個層次，一是通俗形式的商業包裝，二是對小市民生活價值的理性肯定。至於張愛玲的影響性，還有另一點可資論述，這便是女性感官或維度。張愛玲作品往往呈現一種若隱若現的女性主義立場，同時愛情亦是這股濃情的主場的故事和元素，這份「愛情」形式，建立於不同男女攻防策略之間，包括提防、猜疑、進攻、躲閃，還見猶豫和迷惑。然而，其戀愛結果原來並不重要，只是看透者又幾人。
日女記者走上寫作成名路
George Orell在《我為甚麼寫作》一書提到，寫作原因有4種：自我主義、審美熱情、歷史衝動及政治意圖。自我主義者乃基於我們渴望受到關注；審美熱情者因為欣賞這個世界；至於歷史衝動，乃我們對求真的意向；至於政治意圖，所指者乃我們對這個社會改變的決心。
楊崢的作品，從審美熱情的角度，便能理解得順理成章；張愛玲則可能涉及不同方面。不過，作家之為作家，最重要者是讀者，他們至少無負於讀者，如何令讀者感受作家本身是否能以認真、嚴謹、真誠的態度，寫作自己的作品，才是重中之重。有人認為，楊崢花了3年來完成作品，十分了不起。但她對自己作品所花的心力，不僅是時間，也視之為一種使命，因此其作品可游走在通俗和嚴肅之間。
作家能遊走通俗和嚴肅之間，也見另一類對社會和歷史背負使命感而出發者。日本作家山崎豐子便是一例。山崎豐子是日本女性作家，也是當代一名令人肅然起敬的作家。山崎豐子本名杉本豐子，生於1924年。她畢業於京都女子大學國文系，後來在《每日新聞》學藝部擔任記者，自始便走上寫作之路。自1957年起，開始發表不同作品，包括《暖簾》、《花暖簾》、《白色巨塔》及《華麗一族》等。1976年至1978年間發表《不毛地帶》，其後發表作品《大地之子》(1991年)和《不沉的太陽》(1999年)，近期作品則見《命運之人》(2009年)。《命運之人》最近更被改編成日劇。
《命運之人》歷史感強
《命運之人》的故事以上世紀70年代政府機密外交電文外洩案件、即所謂「西山事件」為藍本。故事講述《每朝新聞》的政治部記者弓成亮太，懷疑日本政府在沖繩美軍基地撤走及還回土地事件上，不合理地墊付予美國鉅款。弓成把事件公諸於世，結果成為日本首名洩露國家機密者，其下半生從此變得不一樣。對於日本人而言，故事的社會感和歷史感十分強烈。至於另一部作品《不毛地帶》更沉重得令透不過氣。
親赴《不毛地帶》考察
《不毛地帶》是山崎於1973年至1978年刊載的作品。故事主角壹岐正是二戰敗後被送往西伯利亞勞改的日本軍官；其後回到日本後進入商社工作，展開另一段商戰經歷的下半生。山崎為這部小說，親身走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炎熱的中東地區，目的是為小說所呈現的景象能更接近現實。正如山崎所言：「寫作小說就是為挑戰自己未知的部分，勇於挑戰這分自傲，便可以從空虛中獲得救贖。」
她又寫到：「日本人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所渡過的生活，其在戰後日本的歷史當中，我們不能蒙蔽雙眼，不去正視，那是永遠沒法磨滅的歷史事實。」
筆者對山崎作為一位作家的認真態度，總是心存敬意，且見其作《大地之子》，對中日戰爭的認識見其另一種想法，正如她所言：「一切的不幸，都源自戰爭。」但看到涉及戰爭的問題，總在疑問：日軍戰敗所面對的情況，他們如斯不安。那麼我們面對日軍所造成的戰爭創傷，難道可以永遠磨滅，不去正視，蒙蔽雙眼活下去嗎？
通俗─娛樂 純文學─藝術
《香港文學@文化研究》一書提到純文學和流行文學兩者之間的區別，其實劃分不易，但卻很重要。按該書所言：「一般來說，通俗文學的目的與功能就是『娛樂』：給讀者提供消閒、趣味和快樂。」至於純文學，其提到：「純文學的目的與功能則是個抽象的概念：『藝術』—創造形式、變革語言、探討人性。」
同時，該書補充，從創作過程而言，通俗文學是由不同的個體所共創，其中包括作家本身，還有讀者、編輯、評論家及文化經紀人等。但其亦強調，讀者始終是第一位。如是，在同一個社會中的讀者或多或少擁有一個相似故事，這種相似性也是作家或讀者之間得以連繫的關鍵所在，這也是一種你我他之間的共鳴感。
美學學者米勒（J. Hillis Miller）曾提出，我們需要相同的故事，因為能令人感到愉快，同時我們把這些故事作為最有力的方法，以維護文化的意識形態和傳承。
想一想：
1. 根據上文，指出流行文化和純文學的分別。
2. 根據上文，指出和解釋中國現代文學的四大路線。
3. 承上題，分析張愛玲的文學風格屬於哪一路線。
4. 根據上文，討論張愛玲對香港文學的重要性。
5.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文學作品最重要是得到讀者共鳴」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延伸閱讀：
1.山崎豐子：《作家的使命．我的戰役》，(台灣：天下，2012)。
2.張美君、朱耀偉：《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Oxford，2002)。
3.喬治．奧威爾（George Orell）：《我為甚麼寫作》，(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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