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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小彬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激戰正酣。
在與俄國軍隊對壘的奧匈帝國部隊中，有一個士兵爬在戰壕裡，一邊放哨一邊思考人生及哲學問題。他的背囊裡裝著敵對國家的文豪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他說，在險象環生的戰場上，此書「養活了他」。背囊裡還裝著他斷斷續續寫的思考札記，這些札記即日後出版的名著《邏輯哲學論》的初稿。
這個士兵就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1889年4月，維特根斯坦出生於維也納，父親是歐洲鋼鐵工業巨頭，母親酷愛音樂，是一位銀行家的女兒。路德維希在8個子女中排行最小，有四分之三的猶太血統。
維特根斯坦自幼在家裡接受教育，1903年前往一所中學學習。他的中學成績並不好，與愛好音樂的幾個哥哥不同，他喜愛機械與技術，1906年，維特根斯坦到柏林學習，1908年，到英國曼徹斯特攻讀航空工程空氣動力學。但其實他對工程與航空學都沒有真正的興趣，吸引他的是哲學，是關於人、邏輯、信仰、生命意義的思考。與這些思考相伴而來的苦惱，以及在生活中總也找不到合適位置的迷茫，使他多次想自殺。事實上，他有兩個哥哥正是自殺身亡的。
有一段時間，他傾全力閱讀伯特蘭·羅素的《數學原理》。1911年夏天，帶著無數的問題與愁悶，他去拜訪此書作者，在課後和晚飯前的時間，他抓緊一切可能與當時已很有名氣的羅素討論哲學，神情幾乎有些「執拗」和「頑固」，而羅素對這位學生的反應混合了賞識的興致和不耐煩的怒意，他要維特根斯坦「將自己的想法寫成一點成文的東西」。1912年1月，維特根斯坦把自己寫出的手稿拿給羅素看，羅素讀了以後，對手稿作者的態度立刻發生了改變，羅素告訴他，「手稿非常好，比我的英國學生寫得好的多」。羅素熱情鼓勵了維特根斯坦，並預言他「會做出大事」。
羅素的表揚是如此重要，一下子就將維特根斯坦從苦悶和絕望中救了出來，使他擺脫了延續9年的孤獨與痛苦，也掃除了「那個背後的聲音，他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餘的」。他從此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並就此告別了工程學與航空學。
在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註冊後，維特根斯坦就讀於羅素門下。不過很快，羅素就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可以教給學生的了，並且，他的許多想法和見解，倒要首先徵求維特根斯坦的意見，有些文章如果沒經過維特根斯坦的審讀，他是沒有自信拿去發表的。隨著交往的增多，羅素更加體認到維特根斯坦的不凡，他稱自己和維特根斯坦的相識是「最令人興奮的智慧探險之一」。
在這一年，維特根斯坦的父親去世了，留給小兒子一大筆遺產。第二年夏天，維特根斯坦寫信給文藝評論雜誌《熔爐》的編輯菲爾克，說要捐款資助「缺乏生計的奧地利藝術家」。這封信令菲爾克目瞪口呆，他沒見過也沒聽說過維特根斯坦，他回信說要確定此事的真實性。不久，菲爾克到維特根斯坦家住了兩天，他們商定了捐贈的相關事宜，這筆錢主要贈給了3個人，其中包括著名詩人里爾克和特拉克爾。菲爾克後來回憶說，「見到維特根斯坦，讓我想起《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阿遼沙和《白癡》裡的梅思金公爵，第一眼望去，那模樣是令人心悸的孤獨」。
一戰開始後，維特根斯坦作為志願兵入伍，在戰場上草擬了標誌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邏輯哲學論》。1922年，在費了一番周折後，此書得以出版，他認為哲學問題已被解決，於是懷著貴族式的熱忱前往奧地利南部山區，成為一名小學教師。但事實證明，急切的性格和過於理想主義的追求，使他的小學教師經歷並不完美。
之後，維特根斯坦在修道院做過園丁，為其姐姐設計並建造了一所住宅。1929年，維特根斯坦重返劍橋，以《邏輯哲學論》作為論文通過了博士學位答辯，留在三一學院任教，並於1939年成為教授。此時，納粹德國的氣焰日漸囂張，反猶浪潮來勢洶洶，維特根斯坦申請了英國國籍。二戰期間，50多歲的維特根斯坦已無力再上戰場，他在英國後方醫院做一些工作。1947年，堅信「哲學教授是一份荒唐工作」的維特根斯坦從劍橋辭職，以專心思考、寫作。
1951年4月，身患前列腺癌的維特根斯坦，在一位醫生家中與世長辭。
1953年，幾位學生和朋友根據維特根斯坦的遺稿，整理出版了《哲學研究》一書。
《邏輯哲學論》和《哲學研究》篇幅都不長，卻影響巨大。人們把維特根斯坦稱做天才，正是因為幾乎沒有人像他這樣，用這兩本書獨立地提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且每一種都在思想史留下獨特而深刻的印記。
維特根斯坦去世已經60多年了，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身上最顯著的特徵，是其人格的正直和莊嚴。雖然他在劍橋大學受到賞識，英國知識界也給予他高度評價，但他卻不喜歡英國文化和劍橋的學術氣氛，他尤其不能容忍課堂上的滑稽腔調，在他看來，這種腔調是沒有嚴肅目的的人以及機靈的人之間談論哲學的特點。在自己講課時，維特根斯坦全身心都處於緊張之中，意志和智力繃緊到最大程度，每次講完課後，他都累得精疲力盡，需要趕緊跑到電影院，看一部故事片以緩解情緒。在討論問題時，維特根斯坦毫不顧忌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迫切地要把談到的問題弄清楚，既不姑息自己，也不姑息別人，為此得罪過不少人。
維特根斯坦的另外一個特徵，便是追求真知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他相信，自己的命運是注定的，他之來到這個世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得自上帝一種特殊的安排，是秉有弄清某些重大問題的使命的，因此他「對於責任的考慮有一種銳利的甚至是痛苦的敏感」。維特根斯坦活得很沉重，愉快的情形很少，每天在世界上表演著的，而且是以令人肅然起敬的形式表演著的愚昧和殘忍，讓他既厭惡又苦惱。他時常思考宗教問題，他曾經寫道：信仰上帝意味著理解生活的意義，意味著看出眼前的事實不是問題的全部。祈禱是思考生活的意義。人所依賴的，我們稱之為上帝。良心時常讓人不安，擾亂人的寧靜，因為良心是上帝的聲音。維特根斯坦的思索，經常是充滿熱誠的，他不要含含糊糊，不想得過且過，他要弄明白，當他祈求上帝時，他在做什麼？他在對誰祈禱？祈禱的意義是什麼？上帝與世界、人的命運以及他自己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由維特根斯坦回望中國，我不得不說，在一些中國學者那裡，最缺乏的就是人格的莊重和追求真知的熱誠。這些年，許多學者教授偏好與官員和富商交遊，孜孜於討要一官半職，孜孜於延攬各種科研項目和課題基金，為名和利到處奔走，為一些帶來了荒唐局面和危險後果的事情辯護，為權貴集團背書。凡此種種，與一個學者應該具備的風度和尊嚴相差何其之遠。但願這些人能偶爾想起維特根斯坦，並藉以對照和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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