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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的肖像，就是「中國殺人王」。 作者提供圖片
黃仲鳴
二零零二年，也斯看了我新出的《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即打了一通電話來，表示對書中的內容十分有興趣，一是高雄的《經紀日記》，二是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和《牛精良》。他說：「《經紀日記》圖書館可找到，《中國殺人王》、《牛精良》十分難尋。」跟著問我有多少「存貨」。
我說：「不多，還在搜集中。」他立作反應：「來嶺大講一場三及第吧。」也斯對這些不入「方家」耳目的通俗讀物，焉何有此興趣？他說：「研究香港通俗文化、通俗文學，不可不談三及第。」
就這樣，我到嶺大講了「三及第」。自此之後，也斯一直邀我講《中國殺人王》，我一直在耍太極，無他，忙也，這樣的課題，年輕的大學生陌生得很，有誰肯「洗耳恭聽」？
二零一一年中，與他茶敘，他又舊事重提。其時他已病了，為了不拂他的意，更知他已將香港五零年代文化納入嶺大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的研究範圍，於是拍心口應承。
《中國殺人王》是我童年時代最愛看的書仔。也斯說：「很特別，我也略看過，只是忘記了，沒有深刻印象。」畢竟，周白蘋作品是我們那個時代、那個年紀最流行的讀物。六十年代我看辛康納利的零零七電影，便大呼：「這些科技武器，《中國殺人王》一早就有了！」
也斯提出一個問題：殺人王是否英雄人物？我說：「他為海外華僑出氣，儆惡鋤奸，與洋人黑幫奮戰不休，很多人都說他是英雄，但只須細看殺人王一系列的故事，便知他稱不上英雄，最多是好漢。」
也斯忙說：「這見解很新鮮。快些來講一場。」可惜，學校工作太忙了，幾番磋商日子，都定不出檔期，如此這般便不了了之。
去年秋，和他在銅鑼灣喝咖啡。那時的也斯，身體已十分衰弱，咖啡也不喝了，只要杯清水。告別的時候，他又拉著我，說：「甚麼時候講殺人王？」說：「你定日子吧，我一定到。」他笑了：「我叫鄭政恆和你聯絡。」
去年十一月五日中午，我終到了嶺大。因為下午四時許，我還要由屯門趕回北角上課，也斯特別叫了一部相熟的的士，把我送回學校。在的士上，還談殺人王，還囑我早寫成文章。下午的陽光灑進車廂，也斯靠著椅背，臉色很差。我叫他小休一下，他兀是不聽，滔滔不絕的談文論藝。
這是我最後一次和他交談，也了他十年心願。
也斯是個「不安分」的作家，除創作外，對香港文化的過去、現狀，都有深刻的評論；《中國殺人王》這類邊緣小說，從來少有人正視，他也自言沒有研究，但十分有興趣。畢竟，這也是香港文學吧，他「拒絕遺忘」，叫我也「拒絕遺忘」，好好爬梳、整理出一個「系統」來。但資料不全，何日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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