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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真是教人目不暇給，劉紹銘似乎特別喜愛卜立德（D. Edward Pollard）所翻譯的周氏散文選，當中有英式幽默，雋永奇崛；卜立德還著有《一個中國人的文學觀——周作人的文藝思想》，堪與楊牧的《周作人與古典希臘》互為輝映。
《周作人與古典希臘》也許擺脫不了早年比較文學的套路，論述處處見出保羅．梵．第根（Paul Van Tiegham）「源泉說」的影響——是的，楊牧不免從周氏的讀書和旅行的經驗談起，說他在留學東京時認識了希臘，「希臘思想的各種現象以及日本化中含蓄沉靜的一面在他文學範疇經組成最澎湃的異國質素」，這就是「源泉說」，但此文的好處是務實而仔細，引據非常豐滿，分析也非常具體。
比較文學對我來說，約略是一門遙遠的學問，有一段日子，梁秉鈞（也斯）在香港大學教比較文學，我常去旁聽，也有幸參與一些研究會，那時總是想，如何才可以在知識與趣味的兩難中走出一條「活路」？如何才可以在一大堆互相複印的論著中淘沙見金，避免人云亦云？
比較文學的論著總有若干不可免俗的套路，比如美國人沃爾夫（E. Wolff）大談《西方對三十年代中國散文的影響》，當中談到魯迅、郭沫若和周作人留學日本，在「丸善」等書店購買外國圖書，從而也受到了西方的影響；也談到英國文學之於徐志摩、馬克思主義之於左翼文學，從而認定西方都對三十年代的中國散文發生過巨大的影響。
可在年少輕狂的讀者如我看來，這文章弊在太「宏觀」了，遠遠不如楊牧的「微觀」文章那麼耐讀，楊牧的方法可能不算新鮮，論點卻是非常獨到：「周作人的希臘學術基本上是中國思想的一部分」，其中存在著不少問題和矛盾，它也還未成系統；又說到「周作人根本上是儒家傳統的學者，他對希臘種種劍及履及地表達他的回應，並且熱心於二者的綜合，可是他並不能把所有希臘和中國課題一律加以調合詮釋」，那時邊讀邊想，信是一條可以走下去的「活路」了。
其時也拜讀了趙毅衡的《意象派與中國古典詩歌》，此文資料翔實，但只能強調意象派受中國古典詩歌的深遠影響，強調「我們民族文化對世界的影響，這個榮譽，不便拱手讓人」，卻沒有對中國古典詩歌與美國意象派詩歌作出綜合的分析和研究，說不清楚為什麼中國古典詩歌只在美國發生影響力，而不是在法國、英國、德國或意大利也發生類近的影響？
比較文學的論著總是愛用一個「與」字作為二項的中介，可是整體上大多毫無新意，往往只能呈現若干支離破碎的局部關係。比如有不少文章大談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影響，談到《高加索灰闌記》，都說那是根據元代李行道的《包侍制智勘灰闌記》演化出來的，那大概也是一種「榮譽不便拱手讓人」的心態吧，論者大概不知道，李氏的《灰闌記》源出聖經所羅門斷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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