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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的《繁花》
上海的「古典之舊」不多，「現代之舊」卻最是原汁原味，即使「當代」把「現代」篡改得面目全非，上海的「現代」之貌仍然齊整且耐人尋味。上海的小說家有不少與上海本土符號密切相關的文學作品問世，無論是王安憶的《長恨歌》，還是小白的《租界》、陳丹燕的《成為和平飯店》，以及薛舒等年輕作家的中短篇小說，乃至知名作家、《上海文學》常務副主編金宇澄的長篇小說《繁花》……這些作品都十分精確地詮釋了局部的上海，讓人感受到上海的強大烙印。文：潘啟雯 圖：網上圖片
閒聊承載整個故事的遞進
《繁花》裡地道的上海口語，經過精心拿捏，並不造成其他地域理解上的障礙，彷彿「話本」，音律畢現，生動記錄了30多年間上海這一座城市真實的生活世相。小說的兩條故事線索同時推進：一條線從1960年代至「文革」尾聲，另一條線則自1980年代到新世紀初。幾個上海男人貫穿始終——阿寶、滬生、小毛、陶陶；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輪番登場——蓓蒂、淑華、梅瑞、李李……「文革」前後的底層生活暗流湧動，有滋有味；1990年代聲色犬馬，流水席裡觥籌交錯，活色生香，人情澎湃。
金宇澄並沒有迴避小百姓身上不可能褪盡的「務虛」特質：年輕的朋友們在一起看電影、打麻將、介紹對象；中年的婦女們聊早點的花色、夜飯的菜餚、丈夫的工作、孩子的學習；而老人則對著兒孫輩，不亦樂乎地講述那些頗帶有幾縷迷信色彩的陳年舊事。作者一直在讓小說中的人物「說話」——語言是最生動的媒介，只有在人物的語言中融進了生活的氣味，才能真正通過紛紜的民間語彙勾勒出那個時代的本相。譬如，故事一開篇就講20世紀90年代，步入中年的上海男人滬生路過菜場，被賣蟹小販陶陶攔住。「陶陶說，長遠不見，進來吃杯茶。滬生說，我有事體。陶陶說，進來嘛，進來看風景。」一來一回，兩人閒聊了一會兒，從陶陶的老婆聊到光顧蟹攤的女主顧，其間滬生慢悠悠回憶前女友的往事，陶陶講了一段菜場裡賣魚女人和賣蛋男人的「偷情」故事……小說幾乎都是以人物之間的閒談、閒聊承載整個故事的遞進，在細碎而細密的對話中，那些「雞毛蒜皮」和「張家長李家短」組合成了上海幾十年裡宏大而詳細的城市面貌。
「寫盡了時代情慾的洪流」
《繁花》裡的許多人，表面上親如兄弟姐妹，卻不乏勾心鬥角甚至撕破面皮。連梅瑞母女，也會為已成繼父的「香港小開」（對有錢人的泛稱）爭風吃醋；追求金錢和情色正是市井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風景線。當一切都變得赤裸裸後，談話就沒有什麼顧忌。男人的談資除了生意經，就是有關男女風月的「黃段子」了。以「作、嗲、精」著稱的上海女人也少風雅可言，誠如小說中的汪小姐所言：「女人開口談理想，談情調，談巴黎，談喫茶，是十三點。開口談小囡，奶瓶、尿布，標準十三點。一開口就是老公長，老公短，是妖怪。」
其實，有關「偷情」的段子在《繁花》裡比比皆是，其可謂是「寫盡了時代情慾的洪流」，無論是改革開放以後康總和梅瑞的高雅「調情」，還是小毛和銀鳳的低俗「偷情」；也無論是白領汪小姐為養小囡結婚、離婚、假結婚；還是飯店老闆娘李李的海外曲折離奇經歷和最後出家為尼的命運歸宿，無一不充分體現了當年人們，長期被壓抑和禁錮的日常生活飲食男女的基本人性復甦，無一不深刻記錄下上海市民生活的時代性變化。
「不響」似乎是小說最好的引線
整部小說不施加迷霧、文藝糖精片，而是取材於生活的邊角料，寫口水故事、口水人，那些不曾被提到枱面上的生活庸常，在飲食男女中，試圖發現生活的真相和城市的內在紋路。但小說完全放棄了對人物心理的描寫，也可以說是金宇澄明確了「拒絕對內心世界的追問」，除了交談、行動，卻從不表露內心，偶然地碰撞又偶然地離散，宛如扉頁上的題記：「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因此，眾多人物間除了對話，頻頻可見「小毛不響」、「滬生不響」、「阿寶不響」，讓題記顯得更加意味深長。小說結尾再次強調了這一點。滬生和阿寶站在蘇州河畔，滬生問：「阿寶的心裡，究竟想啥呢？」阿寶笑笑：「搞不懂滬生心裡，到底想啥呢。」
「不響」似乎就成了《繁花》看似沒有主題的小說最好的引線，幾十、幾百個「不響」將兩段時代中發生的一個又一個如珍珠般的故事串聯起來。「潛意識沒有歷史，對於潛意識的壓抑則是高度歷史化的」，無論穿越如何熱鬧的生活，上海人的骨子裡也是沉默的，那份內心的沉默同樣維繫著阿寶與滬生成年後的個人尊嚴。當然，一個個「不響」也表達了差別細微的指向，也可讓看到人物的態度與神情：裝糊塗、尷尬、不悅、撒胡賴、忍耐、逃避、高高掛起、道貌岸然等等。
其實，金宇澄筆下的小百姓世相似乎永遠是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樣，彷彿不僅僅是故事賦予他們「不響」的沉默，而那分「不響」的沉默也只能依附在故事中恍如雞零狗碎、又柴米油鹽得特別真實的小場景裡。於是，小說裡的主人公們或許就像是在天寒地凍的世界上勉強生存的小野花，雖然有天有地，卻彷彿都不是自己的天地，快樂和滿足都似乎不夠分量，卻又足以讓人們去發掘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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