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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自從釣魚島事件以後，中日間的旅遊市場極度萎縮，但一進入八月，去日本的中國旅遊團卻突然大增，雖然人數不能和之前相比，但中國遊客在日本的消費，卻又佔到了首位。因為十月份中國要執行新的旅遊法了，那些有點先見之明的人，都要趕這趟可能要漲價之前的末班車。於是中國遊客在日本的不文明之舉，又成了旅遊界的詬病話題，有日本人又說起了一句比較著名的調侃話：教育對三件事情束手無策，美國人的愛打仗；日本人的學英語；中國人的公共道德。有一位自稱是董事長的周姓遊客一家三口，不僅連續遲到、赤膊，周董事長還創造了在行駛中的旅遊巴士上脫褲子大便的記錄。雖然周董事長也許是冒牌貨，但官員們的失德，卻一直是道德滑坡的關鍵歷史問題，屢屢提到「正能量」也正說明負能量的猖獗。
宋朝的司馬光家有個有個幹了三十年的僕人，一直稱司馬光為「秀才」。蘇東坡來訪後的次日，僕人突然改口稱：「大參相公」了，讓司馬光吃了一驚，一問，才知道是蘇東坡教的。於是司馬光嘆息道：「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陶宗儀在《輟耕錄》中認為：僕人稱丞相為秀才，說明了司馬光喜歡用沒有腦子的僕人。 入元朝後任中書左丞的許魯齋，曾命牙儈上街僱一僕人。牙儈特地為他找了一個能應對，懂禮節的人，可是並不中許魯齋的意，說是：「特欲老實耳。」於是牙儈「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做了他的僕人。他的標準是「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因為「人下等易馴，若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但實際上，他們需要的是比自己差很遠的人。王陽明的《傳習錄》曾批評說：「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用沒腦子的人為自己服務，就是司馬光、許魯齋之類儒者的治生之道優先考慮的方面。在他們來說，所謂正確，就是有權力的人，做了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
身處一幫愚騃之人間的形象固然不好，也與道德高尚不是一回事。但如果真的都像曹操說的那樣：「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而一味拿那些無行的進取之士做爪牙之用，其負能量就更不可小覷了。老子說了：「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歷來得天下常用詭道，李自成也宣傳「闖王來了不納糧」，可是如果他坐了天下，是不可能不納糧的。這種「奇正之用」，說白了就是欺騙，裹挾了最廣大的無知者，剝奪了最廣大的民間財力為自己所用而坐了天下，結果卻因為利益所在，「以正治國」總是很難實現。王安石變法失敗後，歸結出變法失敗的原因是用人不當。司馬光曾寫信向他指出：「每有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有這種毛病的王安石，也相信重用無行的進取之士，結果不幸被司馬光言中：「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王安石重用的呂惠卿，不僅有敲詐商人五百萬錢之類的罪行，他還夥同他人，要將一手培養提拔自己的王安石置於死地。邵伯溫在《聞見錄》中還提到：張郇、李承之向王安石推薦章惇時，王安石說：「聞惇大無行。」李承之回答說：「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王安石明明知道章惇無德，可還是接受了張郇、李承之的推薦。無行之士本來不易進取，自然對於進取的渴望也比有行之士強烈，這就是可以利用的方面，但「賢不肖雜用，賢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獨留。」他們起到了一個極壞的榜樣作用，於是道德滑坡在所難免，歷史周而復始，他們的負能量也變得積重難返。所以，要提倡「正能量」，改變國人道德缺失的不良形象，最重要的還是要「以正治國」，首先從官員們開始，讓他們做出一個比較好的榜樣，而不是「刑不上大夫」，當了官不僅佔盡先機，還可以逍遙法外地不斷復出，好像只有道德滑坡比較徹底的人，才是這個社會的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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