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書名：我是落花生的女兒
作者：許燕吉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每個時代的開始之初總會出現一段「憶苦思甜」的模式，似乎不將過去的經歷作一番暴露和表演，人類就無法頭也不回地走進新時代。解放之初是痛陳舊社會的罪惡，文革過後則是控訴四人幫奪走了十年的青春。這種統一的邏輯看似解決了問題，實質上卻掩蓋了個人的發聲。
我很高興能看到《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這樣一部不需要通過「憶苦思甜」的模式來立論的回憶性作品。在這個動盪的年代中，作者許燕吉有她自己的邏輯。問心無愧，所以不必與舊時代決裂；發光發熱，所以能夠與舊時代和解。對於時代，對於苦樂，她其實很淡然。所以當平反後，社會經濟地位都有了提高時，當媒體大肆宣揚「國家幹部變成了鐵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給了白丁老農」這種傳奇的時候，當人人都問「你怎能和這麼個老頭子一起生活的？」的時候，許燕吉依然故我，寫道：「社會地位的高下是當政者予以的，自己還是那個自己，並沒有甚麼可自詡的。」
終生的獨立性
這種獨立性是在她的人生中慢慢培養起來的。
父親許地山在她八歲時逝世，母親所依靠的「許地山」的這張牌時靈時不靈，所以她從幼年開始，就一直在換學校，遊走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她的身份從一開始就相當微妙。因早年就讀於教會學校，自然也信奉基督教。當解放後，基督教被認定為封建迷信時，她在各種場合「舌戰群左」，竭力維護自己的信仰。
而當她在聽唯物論課後有所懷疑時，神父說：「有神還是無神，是哲學界一直沒能解答的問題......你才是個大二的學生就想探討這個問題，是不自量力，歸根結底是自己的信德不夠。」
她當然沒有如神父所言默默積累信德，而是開始了自己的思索，在不久後便放棄了信仰。但她終生都對宗教徒十分關心和尊敬。
記憶是最好的明證
在那個年代，無論是和室友，同學還是陌生人交往，每個人說的話都先經過自我的「閹割」，但這種謹慎並沒有讓她停止思索。
當大家抗議政府槍斃精神病人時，「縣幹部說：『縣城裡有個人，整天站在主席像前不停地鞠躬，不住地喊毛主席萬歲，這是真的精神病，馮家兄弟怎麼不喊主席萬歲？喊的反動口號，就是假裝的精神病，是正常人。』」對此，她寫道：「這話我越是琢磨越覺得有意思，幸而不是我說的，否則沒準兒也得把我槍斃了。」
在這本記錄黑暗年代的書中，到處可見這種黑色幽默：有修女被逼迫承認神父強姦的，有槍斃精神病人而向其父親索要子彈費的，有以階級鬥爭的名義搶劫掠奪的......作者在敘述時很少長篇議論，但注視和記憶這種行為的本身已經隱含了批判的意味--因為只有非比尋常的事情才值得被記錄。
書中還記載了一批被共和國所拋棄的人的命運。與一般的名人回憶不同，她所記載的不是外面風起雲湧的政治事件，也不是知識分子被迫害的控訴，而往往只是監獄裡卑微的「同犯」：有妓女，有殺人犯，有小偷，有同性戀，亦有教徒。這些人並沒有為自由而呼喊，也沒有不遺餘力地迫害別人，從某個角度看，他們似乎「罪有應得」，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又平凡得面目模糊。
他們並不都為了政治而坐牢，但卻都是那個政治掛帥的落後時代的犧牲品。通過她柔和而悲憫的筆觸，我們得以面對那個沉重的時代，接近那些史書所不載的底層人們的飢餓、無助，乃至瘋狂。
「落花生的品格」
黑暗的時代能夠改變人，但不能打敗她。
對待誣陷她的人，她為他向上級爭「人權」；在聽說其他監獄犯人鬧獄時，她記起了在牧場的馬驚群，心裡想能否通過讓大家集體唱歌，來平息這場「人驚」；在三年困難時期，她又通過編體操，念順口溜，搞起了聯歡會，讓大家都有事做而不是閒着總想着飢餓的痛苦；一有機會，她還做組長、養豬、排戲、辦幼兒園......
對此，她說：「國家的事不是我能左右的，一個小人物在人海裡就是微塵一粒，風把你吹到哪兒就是哪兒......你要想找開心隨時都可以找，想找不開心隨時就能找，都在自己的選擇上。」
十年，哦不，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許燕吉還是沒有變，還是那個普普通通的、「傻傻的」、「無所謂」的女孩。「文革」過後，她和前夫和解，她和故人成為友人，她和魏老頭兒一起度過了安樂的晚年。本書出版後不久，許燕吉老人亦於今年年初病逝。
掩卷似有深深的慨嘆，卻不知從何發起。一看序言，原來老人家早已經總結出來了：「造作時是苦，希望時是樂。臨事時是苦，回想時是樂。」
這是她交出的，不同於「憶苦思甜」的另一份答卷。■文：曹幸波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