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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
作者：陳智德
出版：聯經（2013年11月）
大部分讀者不讀純文學作品，如果硬要找一些理由的話，也許除了沉悶或沒娛樂性，就只能說與他生活的環境無關。關於前者，見仁見智；關於後者，有點類似閱讀外國文學時的陌生感。那些陌生的人名、街道和節日名稱，都令一般讀者萌生退堂鼓之意。可見，文學的在地感是多麼重要！而香港文學這個例子又是何等特殊，這座城市既被視為「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其文化諒必受中西方注目，可是能欣賞其文學的讀者又局限在這座城市之內。有了這些想法，我們在閱讀陳智德的《地文誌》時，大概不會以為這只是一本文學鈎沉的著作。
的確，雖然作者的專業是文學鈎沉，但《地文誌》並不滿足於此，陳智德矢志將自己的文學經驗與香港文學的「記憶所在」（借用法國史學家諾哈的概念）重疊於此書的時空中。這種做法既是對香港文學的鈎沉，也是對自我創作的回顧和評價，當中有《抗世詩話》的左翼精神貫通其中，這或許意味着文學並不是中立的，不過這是因為文學是活生生的，也不能迴避對不同事物的摯愛、失落，和抗爭的回憶。
全書以民國初年前清遺老遊歷宋王台時題寫的舊體詩開始，饒具歷史味道的序幕展開了，這是回溯歷史上的早期香港（香港開埠以後就是晚清了），也以前清遺老、宋王台對比香港文學本身的定位：這是一種遺民的書寫，是南來遺臣、難民與北方統治權威相抵抗的象徵，這就暗示香港在中國文化脈絡中的對抗位置，它源於傳統及權威在中原的失落和流散。九龍城寨也是這樣一種標誌，這塊土地屬於一個不再折返的朝代，卻在殖民地政府有意無意的忽略下，成為一個三不管地帶，大量南來艱民聚居於此。至於附近曾經存在過的啟德機場，則又負載着往昔九龍的城市記憶，機場的搬遷意味着舊事物怎樣在城市發展中逐一消滅。同樣屬於舊時代記憶的調景嶺，卻是舊政權一代人南來墾殖的「眷村」。
作為詩人，陳滅（陳智德筆名）展現香港地區記憶的方式是訴諸感官，在王德威的序言中，這種筆觸是一種「抒情考古」，但作者對於九龍城、維園、北角、旺角、高山劇場的記述不單擁有豐富的感官經驗，也有將這種經驗化成詩歌的文字，如〈白影〉中的九龍城，還有作者以自己的〈北角之夜〉與馬博良的〈北角之夜〉，還有也斯的〈北角汽車渡海碼頭〉相對比。在不同的地方，因為作者的經驗有所不同，所以作者審視地方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例如九龍城是作者童年成長的地方，附近的啟德機場負載了朋友移民前的離愁別緒，亦摻雜了前清遺老和徐訐的懷鄉之思和追昔之情。高山劇台則是作者與一眾同時代人接觸地下搖滾音樂的聖地，那種情感肯定更屬於一代人的內在記憶。舊稱芒角的旺角，則令作者記起一位住在芒角艇家的朋友。而屯門嶺南大學所在的虎地，在集體歷史方面令人想起越南難民問題，而作者卻在嶺南大學任教時，曾到附近的墓地考察，作者談及虎地時比較多追述他在嶺大時所做的研究。
既有個人成長史為經，就有相關的文學作品為緯，作者寫維園時引用李金鳳《公園中的哭聲》、辛其氏《紅格子酒舖》和鍾玲玲《記一九七二年大水》等小說片段，以重構七十年代維園的保釣運動。為甚麼文學作品能發揮歷史書寫的作用呢﹖作者在名為〈歷史和它如果存在的真實〉中試圖回答，事實上，維園保釣運動也不大可能藉着官方記錄來呈現真相，如果小說是作者對其參與活動經驗的記錄的話，那麼即使那是片面的記錄，也很有可能反映歷史現場的。香港作家總是懷着一種記錄當下時空的使命感，就像作者談到調景嶺時引用鍾玲玲在《玫瑰念珠》裡說的話：「要理順它，要理順它。這兒。那兒。千頭。萬緒。」因為「要理順它就是尋求歷史的真相。」鍾玲玲最後說道：「時光中無法摧毀的糊狀物，終於凝固為形狀不一的物質，成為心靈中，易碎的珍愛物。」這可能道出了所有試圖重塑時空的作家共同的心聲。
對於這一信念，作者冷冷地回應道，歷史不因懷舊而顯露，卻因懷舊凸顯其消逝。如果因為事物總是流變、更迭的，那麼文學（若真的有一種目的）就是凸顯出業已消亡的事物，而對於香港的書寫，事實上都是追憶或哀悼在它身上已死的部分。那麼我們將要另一個問題：那麼多的事物隨時光荏苒而流逝（或流變），我們怎樣知道哪些才值得被記錄，或會被後人重視。這完全是專屬於個人的情感和記憶，興許會在時間的長河中被淘汰。譬如作者在上卷〈破卻陸沉：從芒角到旺角〉一章和下卷都提及不少二樓書店，對香港人來說，可能更是專屬於文化人、讀書人、學者、知識分子和作家的獨特記憶，裡面提及到的人物，如青文書屋老闆羅志華、貽善堂人甚至東岸諸君子，都像某種不為人知的掌故。也許，當我們欲以屬於個人或少數人的文學，建立對於我城的記憶或懷念時，總是只能找到專屬於個人的故事。從宏觀角度來看，這種「抒情考古」未必能取代歷史的位置，但它總能在歷史書寫的權威以外，更有人情味地填補闕如的部分。■文：彭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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