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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學然認為，時下的一些香港青年人缺乏對祖國文化與歷史的認同，陷入自我殖民的窠臼。
1919年，為了抗議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將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中國的民眾掀起了偉大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五四運動九十五周年之際，香港城市大學陳學然博士完成了他的新作《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對這一舉國性的愛國壯舉與香港的關聯進行梳理。在接受本報專訪時，他表示，面對全球競爭激烈的今日，香港人如何在祖國壯大的背景中思索自己的身份與角色，是回眸五四的一個重要現實主題。■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由地而國」、「由國而地」，是陳學然觀察五四運動在香港歷史發展中的兩種視角，也是驗證香港與祖國密不可分的方法論意義。歷史的迴響是，祖國之於香港，不可缺少；香港之於祖國，情真意切。這種水乳交融的關係，在1919年中國歷史處在危亡關頭時，顯得非常突出。今日回溯這段往事以至五四運動的在地化發展經過，其意義在於：無論持有怎樣的價值觀，港人都難以否認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和民族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香港因有其百年殖民情境之緣故，其文化獨特性亦不能輕易忽略。否則，香港史書寫便難以客觀面貌示人，港人的面相也會模糊不清。
不可忽略的英日同盟史
研究五四運動在香港，陳學然說，不得不涉及到兩個國家，這就是英國與日本。他表示，英國當時實際竊據香港；而五四運動的爆發又與日本有着巨大的關聯。只不過，今日往往忽略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脈絡：英國與日本曾經在1902年締結同盟。當時的「英日同盟」，在陳學然看來，不僅僅針對沙皇俄國，當然也包括中國。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如在英國人的勢力範圍內，英國人都有責任進行保護。這對五四運動在香港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陳學然說，透過研究發現，當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消息傳到香港時，當時的香港大學生想以香港大學名義致信巴黎和會，抗議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但是這一做法遭到了香港大學管理層阻撓。最後學生們只得以個人名義發出電文，聲援國內同胞。而另一方面，港英當局進行了嚴密的管控，甚至一發現有愛國傾向的中小學生，便立即拘捕交由法庭進行長達逾一個星期的審判，竭力將一切愛國運動扼殺於萌芽狀態之中，當時社會的肅殺氛圍可見一斑。至於新文化層面的五四運動未能在港興起，這其中與當時的港督金文泰對國內新文化的排斥和扶植親英舊文化勢力有莫大關係。
陳學然說，由於港英當局的鎮壓，五四運動在1919年的香港，引起的波瀾並不大。但是隨着時間的積澱，再加上1930年代中後期南下文人抵港，五四運動在香港蓬勃發展，每每彰顯港人的愛國情懷。透過大量的第一手報刊、雜誌文獻，在二戰中抵禦日本法西斯、戰後的保釣運動──甚至本地化的反對殖民當局的愛國運動中，五四運動都成為了不可缺少的歷史資源與論述方式。
香港國史教育的缺失
陳學然向記者提及，目前，無論是香港的史學界，還是中小學使用的教科書，在描述五四運動在香港的歷史發展脈絡時，均存在着一些歷史細節的誤讀和錯誤記載。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對這些歷史場景進行了重新梳理。尤其是，所謂的1919年日本三艘軍艦來港事件。
陳學然表示，目前本港歷史教科書以及一些學者的通說認為，隨着五四運動的爆發，香港人愛國熱情被激發，日本方面調集了「長門」、「扶桑」、「陸奧」三艘軍艦前來香港，用以「恫嚇」港人。但是據陳學然查證的史料顯示，這三艘軍艦根本不可能在1919年來到香港。因為，「長門」和「陸奧」兩艘軍艦分別是1920年和1921年建成下水的，此兩艘軍艦被軍事史家稱為「戰前日本海軍的象徵」。
陳學然說，三艘軍艦確實來到了香港，但時間是1928年。那一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在山東濟南遭到日軍的阻攔，大量中國軍民被日軍殺害，甚至包括前往與日軍交涉的外交官蔡公時。事件引起了全國民眾的憤怒，也在香港引起了迴響。當時的港人不顧港英當局的禁令，掀起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長門」、「扶桑」、「陸奧」便是在此背景下來到香港的。
將1928年濟南事件時期的歷史事實，誤置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這固然是內地和本港歷史學界長期以來的一個失誤，也是香港一直不重視中國歷史教育的問題反映。陳學然認為，還原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的真實歷史，必須對每一個細節深思熟慮，認真考究，否則會造成時空上的重大失誤。不過，從1919年到1928年的整整九年時間，陳學然認為不少史實均反映出：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對香港乃至整個中國，都是採取極為高壓的威逼政策，並且在英國的協助下，只要中國民眾一有反帝愛國的舉動，就會迅速調集軍力進行威嚇與壓迫。港英政府長期以來均嚴禁香港報刊登載任何反日、排日字眼的新聞與文章，違反者輕則判罰，重則勒令報館關閉或驅逐主事者離境。這些史實反映了，英國在日本侵華的歷史裡實際上也扮演了「幫兇」的角色。
時代的啟示與歷史的意義
陳學然對記者表示，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愛國運動，青年人將自己的人生、理想與家國天下的命運緊密相連，以自決、自主、自發的精神，把自我命運與國家命運連在一起，並且投入到國家社會的改造中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身份自覺與文化自覺的突出體現。這種現象並不限於身在諸如北京、上海等中心區域的人身上，同時也清楚見於二戰、冷戰時代的港人身上。陳學然的著作以「由國而地」和「由地而國」、「即地即國」三種論述形式，透過「五四」這個平台觀察香港知識社群如何在港參與國家發展、民族建設的偉業。這些說明了香港的歷史與中國的歷史從來都是密不可分的，研究五四運動在香港的意義，其實就是不斷發掘中國史在香港本地化內涵中的表現形式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故而，陳學然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的「本土」歷史，也就是一部與祖國關係的情感史、血脈史與流變史。
問及今日香港的現實，陳學然認為，香港的青年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和了解尚需加深。他坦言，由於受到本港一些政治思潮與意識形態的影響，有些人對祖國的歷史缺乏必要掌握，甚至抗拒接觸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現實發展，鄙夷本國本民族的一切而全盤擁抱西方價值。這些在他看來或多或少表現了一種全球化下的自我殖民心態，而中國卻又往往被排除於「全球」的身影外。在這種情況下，無怪乎香港會有一些既對英治香港殖民史缺乏認識、但自身又沒有殖民時代生活經驗的人，在近年會不斷美化殖民時代的一切。陳學然希望透過自己的研究以及今年五四運動95周年的紀念，能夠強化青年人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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