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透明》，中信出版社
知名作家蔣一談的短篇小說，往往總有窮盡內心的執着--他從不願意給內心留存情面，他的筆鋒向來有殺伐氣，無論是《伊斯特伍德的雕像》、《魯迅的鬍子》，還是《赫本啊赫本》、《棲》，抑或是四月剛出版的《透明》，似乎是指哪兒打哪兒，一劍封喉，穿透力從不受限於具體的物理時空。他討伐過的內心主要有：困惑、孤獨、狼藉、虛無、承受、理解......也許在蔣一談藝術建構那裡，內心才是更確實的存在，外在的身體或許只是內心的某種虛構物而已。
文：潘啟雯
與那些宣洩個人情感、速印男女外遇、臨摹鄉村野合、影射官場暗戰、挖掘歷史陰謀、複製商場黑暗的其他寫作者不同，蔣一談《透明》的8個故事--《發生》、《故鄉》、《跑步》、《二泉不映月》、《地道戰》、《在酒樓上》、《夜空為什麼那麼黑》、《透明》都把人放到家庭之中，用「家庭」帶動和襯托每一個故事。在那些故事裡，主人公們被放在各式各樣流動的境遇當中，反而更清晰地聽到他們生命的別樣困惑和吶喊。
心神的窗，個人之存在的門戶
《發生》的故事情節安排在「豆瓣胡同」快要面臨拆除之際，69歲的空巢老人由於孤獨多次想自殺，當他邂逅25歲的藝術女夏天，他由此萌生出的「藝術情懷」卻不被自己的女兒和鄰里街坊所認可和理解。夏天和老人在胡同附近的寺廟裡設計完那場「扮和尚藝術」活動之後，夏天突然接到荷蘭異國男友的電話要求她去歐洲......道別時老人「精神迷亂」，他似乎沒有體驗過愛的力量，或者沒有因為愛而能享福，愛在那一刻是否只是失落的前兆？有太多現實因素可以抹煞愛、延緩愛，像一隻隻髒手塗抹着原本透明潔淨的窗--心神的窗，個人之存在的門戶。
《二泉不映月》以兩個看似並不構成因果關係的小故事組成（《請原諒我》和《或許是答案》），卻以其內在相通性啟發人們對生命的輕與重、藝術的輕與重的思考。《請原諒我》中當年逃離台灣的爺爺找到了可以被原諒的理由--已飽受一次離別滋味的人不想再來一次別離，他拋卻了負重、迴避了痛苦，選擇釋然走向生命之終。《或許是答案》展示了一次《二泉映月》填詞朗誦活動敗陣於現代口語接龍活動後，人群退去，留下時空的落寞。「一個不懂得悲傷的民族，不是深沉的民族」--顯然，真正的藝術是沉澱的，它擁有重量，沉澱在最低處，需要有重量的靈魂伏地而聽。
「地道」是一個隱蔽的空間，其曾展示了隱蔽的歷史。《地道戰》的獨特視角，在於作者書寫了「現實生活」中地道戰的場景和故事。《跑步》裡那位40歲大學教授，為了展示父親的身份，他想跟那男人打架，但在暴力面前感到「虛弱」：他首先發現自己沒有這個能力，其次是礙於他的身份，結果只能採取「跑步」此種極其莫名其妙的方式表現出來。通過寫《跑步》這篇小說，蔣一談是想審視和思考，在「我爸是李剛」頻繁上演的弱肉強食時代裡，我們該如何做一個合格、有尊嚴和有理想的父親？
向魯迅致敬和等待靈魂
對於魯迅和魯迅的文化遺產，蔣一談似乎有某種特殊的「情結」，在這部短篇小說集裡有頗多魯迅的影子，比如《故鄉》和《在酒樓上》，作者其實是在用另一種獨特的方式向魯迅致敬之時，也通過人物和情節的改寫，延續了魯迅對當下社會的深層次觀照和思考。
《故鄉》裡的老評論家遠走美國，在中西結合的家庭裡常感落寞，只能在網絡世界裡觸碰虛擬的故鄉，而且是正在變異、陷落的故鄉。「知識分子的故鄉何在」或者說「知識分子如何還鄉」，這些在中國語境下產生的話題，談起來不單沉重，而且令人傷感，也可能永遠沒有最佳答案。蔣一談通過寫故鄉來寫知識分子，使得故鄉已不再只是家國理念，而是巨大的精神空間。
在《在酒樓上》裡，阿亮是一位「80後」北漂一族歷史中學教師，前途迷茫且無望。然而，他命運的轉折或困惑從偶然收到來自紹興姑姑的一封信開始：身患絕症、每天都算着死期的姑姑想把自己的酒樓和家裡的全部財產合計500多萬給阿亮，「交換條件」是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殘疾表哥阿明......選擇逃離北京，去紹興尋找不是希望的希望，看似「天上掉餡餅」，不過，逃離北京的另一面，也是巨大的責任和犧牲，終究還是純粹地拔去根基，從零開始，盲目無端的美夢可能只是導致負值。有的人，努力進入城市；有的人，城市正企圖拋棄；有的人，似乎就在城中，但生活也岌岌可危。一點點小事，就可能把一個人推向絕望與狂暴的邊緣。就像蔣一談筆下的阿亮那樣，脆弱而恍惚，可看上去，每個人都似乎長了堅強的神經--多麼奇異的眾生相。敏感而謙卑的文心，與洞察力相生相滅。
悲傷和糾結來自精細的雕刻
與短篇小說集同名的《透明》，其故事很「黑暗」：一個安於家庭生活的男人形象，但此種「安於」是一種害怕闖蕩的「安於」，他需要家庭生活賦予其踏實感和安全感。他也因為此種性格遭到前妻的「拋棄」，雖然離婚是他提的，但這僅僅是保留最後一絲尊嚴的無奈選擇。幸運的是，他遇到了情人杜若，讓他過上「想要的生活」，但當個人的「願望」得到滿足後，才發現生活又橫生了親情問題。他面對非親生的男孩不斷想起自己的親生女兒，並因思念甚至萌生「邪惡」的想法：一面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沒有愛上的情人、孩子，另一面是自己的血親女兒和丟失的男性尊嚴。
他跟着情人杜若開的「黑色餐廳」彷彿是個隱喻：餐廳裡永遠是黑夜，既能聯絡感情，也能激起想像，看不見光，來吃飯的人借此在黑暗裡卸下疲憊的面具......黑暗裡，情感是透明的，內心的糾結卻是愈加清晰。某天，他在「黑色餐廳」與前妻、女兒相遇，一片漆黑當中，被女兒的那句「爸爸什麼時候回家」觸動，於是開始在前妻和情人的生活之間穿梭，搖擺不定。於是，原先的平衡被打破，他在「失衡」中分裂。「現在這個家，你可以隨時來，如果有一天我換了門鎖，你就別再來了」--情人杜若最後的這番話耐人尋味：習慣了在暗角裡匍匐躬行的他，在「現在」和「如果」之間該如何抉擇？「換了門鎖」之後就能治得了他內心的傷口嗎？靈魂就在作家的掌心與指尖，悲傷和糾結則來自精細的雕刻，蔣一談並不想就此認真作答。
蔣一談頗為「無情」的地方，就是善於發現人（尤其是失敗者）的難堪處境。《透明》的扉頁上有一句話，「只有認命，才能保有尊嚴」，悲觀情緒濃厚。與「80後」、「70後」作家朋友相聚，很多次蔣一談聽到他們說，「你太悲觀了」。他反駁，「認命不是說要對命運跪拜，指的是認知命運，同時坦然面對、承受、理解。」誠然，造物主賜予人類最沉重的罪與罰，就是生與死。只要作家有足夠的智慧，你可以從任何一種人生看到苦難和希望。看到了，或許你才可以放下你的審判心，俯身拾起你寬大無邊的同情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