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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網絡圖片
余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新版於201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1月就有了第二次印刷。正如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所說，這是「因為現代中國人仍然會關注『士』之社會意義如何延續，也仍然要思考『中國文化』如何重建。」這也是讀書人對於自身價值無法迴避的探求。作者在《新版序》中也說：「這次細讀校樣，作了一次相當徹底的改正。費時最多的是所引史料原文的校訂。」說明作者也沒有停止過深入的思考。■文：龔敏迪
由「士」說起
曾經疑惑：何以近來不少知識分子都稱自己是知識人了？該書給出了答案：「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所以我近來極力避免『知識分子』，而一律改用『知識人』。」目的是盡量恢復intellectual的「人」的尊嚴。前段時間有過「分子」與「份子」的討論，現在出版物一般都用「分子」了，但還是有人堅持用「份子」。因為都是整體的一部分，兩者相比，混同一般的分子，給人的感覺比份子更沒有群體感，也容易消弭這個群體「士志於道」的自覺承當意識。而且自梁啟超以來，稱「份子」已經約定俗成，也沒有必要將「分子」再多弄出一個多音多意詞來。正如清初顧炎武厭惡「文人」之稱，常引宋人劉摯之言：「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如何稱呼，自有不同情境的考量，所以余先生說：「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卻不敢奢望別人同情我的感覺取向。」這句話是有深意的。
該書從士的產生開始論述，一直到不同歷史時期士的演化，史料之扎實，分析之深刻，稱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士最重要的是做事，《管子》有言：「官謀士」，尹知章註解說：「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孔子說：「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少學者認同這樣的說法：「古代只有武士，至孔子歿後才漸漸有文士的興起，所以文士是從武士蛻化而來。」但所謂「國之大事祀與戎」，從事祭祀的巫尊於武士是不言而喻的。按照章學誠的說法：古代的王官之學，是官師政教合一的，以後才有了分工和分化，所以，籠統地說「以器識為先」的士從武士蛻化而來，是值得商榷的。
從士「因時代不同而不斷變動的軌跡」上看，士從一開始就是以「通古今，辨然否」為己任的。作者指出：「今天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價值來批判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中國的士也一樣具有這種宗教般的承當精神。無論天下有道，還是天下無道，他們都不會忘記自己的這份責任。所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愈是天下無道的時代也愈顯示出它的力量，這就決定了他們必須恃「道」抗「勢」，「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的命運。
「自任以天下之重」
還有一個令我感興趣的是士與商的關係。中國古代長時間重農抑商，所以常說「士農工商」，我一直懷疑除了所謂的本末以外，把商放在最後，還有統治者不願明言的內容，不然何以上古有商朝？讀了本書才知道《榖梁傳》就說過：「上古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這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能夠在物質精神上得到自足，甚至抗衡和影響乃至蔑視權勢的，是文化與經濟，這就是封建專制政權不願意發展商業的一個原因。從來的義利之爭，往往有欲人放棄眾人之利奉一人之嫌。到了明清之際，由於商人在社會上的活躍以及巨大利潤，連明武宗也產生了羨艷之情，不僅在宮中扮商估，還乾脆派宦官在多處開設「皇店」，直接與民爭利起來。
顧炎武說：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職之人。」作者分析說：「以社會身份而言，『士』限定在封建貴族階級內部；在政治方面，『士』限定在各種職位之中；在思想上，『士』則限定在詩、書、禮、樂等王官學的範圍之內。」這樣他們就不容易發展出超越的精神，不容易全面而系統地對現實世界進行反思和批判了。然而終於禮崩樂壞了，士可以「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這，吾不復見」，以致可以爭取「帝者以師處，王者以友處」的「不治而議論」的地位了。於是作者分析說：「從社會秩序中游離出去的自由分子無論如何總是一股離心的力量，這和代表『法律秩序』的政治權威多少處在相對立的位置。」但知識分子不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經濟階級，因此他們才能堅持其「思想上的信念」。在道統與政統分開後，「他們正是道的承擔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領袖更高的權威」，因為政統需要道統的支持，它不能老是單純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之上。「以道自任的知識分子只有盡量守住個人的人格尊嚴，才能抗禮王侯。」弘道的擔子落到了知識分子個人的身上，在「勢」的重大壓力之下，他們只有轉而走「內聖」一條路，以自己的內在道德修養來作「道」的保證，「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
文化秩序是第一義的，政治秩序是第二義的，「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事業之偉大崇高，足以使他們中的堅定者能夠做到「無恆產而有恆心」。「中國的士則不能坐視世界的衰落而無動於衷，他們無論在和平或在亂世，都不能忘情於怎樣變無道為有道。」這是非常值得驕傲的傳統。
該書一共由八篇論文和附錄的四篇文章構成，為了論述不同主題，不可避免地重複了不少相同的內容。但中外歷史的對比，以及運用康德、馬克斯．韋伯等人的哲學思想作出很有說服力的分析，也是其顯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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