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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朗天
德國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提出三種評論，第一種是文獻學和詮釋學的，第二種是相學的，第三種則是姿態的。電影當然也有這三種評論。
文獻學和詮釋學評論都是文本分析，不過前者着重資料、考據、鈎沉，後者重視解釋、說明，以至發明觀念，傳統的電影研究及電影批評都屬於這一個範疇，都屬於專門的電影評論，特點是要處理評論對象的電影語言、技術、鏡頭經營和影機運動等。
相學評論中的相學二字，當然是借用，比喻評論宛如看相，手相、面相、全相，都是透過表面符號的解讀，掌握背後對應的人生命運。以評論而言，便是從電影看出其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或把文本放到那個脈絡理解。文化研究興起後，文化研究的影評，以及電影社會學等，都是屬於這一個範疇。
第三類評論最罕見，也最容易被當代人忽視，引用本雅明代言人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話，這一類評論是要「把作品的意圖分解成姿態（gesture）」。而姿態，正是「在表達中沒有被窮盡，以及在其單獨的時刻中捕捉語言的，語言的他層」。（引自阿甘本文集《潛能》）
好像很抽象，其實不。姿態的評論當然不是指要裝腔作勢，而是注意作品中的弦外之音。但這種評論的任務不是要去捕捉這言外之音，把未盡的說出來（如此便是詮釋了），而是把在作品之外的餘味分解成語言的姿態，就像詩把那永不能道盡的東西以詩句、詩意承接，唸一首詩，就像擺出一個美妙的姿態，評論人也可以寫出一篇打出白鶴亮翅般的評論。
香港電影最缺姿態的評論，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香港電影本身大多是唯恐觀眾不懂的文本。當甚麼都道盡了（還要在對白中講明），還需要你弄甚麼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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