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定淮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香港極端反對派人士發起的「佔領中環」，趁學聯罷課之際突然啟動，香港多處出現混亂。從學聯罷課到「佔中」啟動的全過程看，這完全是一次有組織，有步驟的行為，而在局面出現某種失控的情況下，「佔中」發起者則宣佈無法掌控。顯然，「佔中」發起者是在利用學生的衝動，企圖達到反中亂港的政治目的。
利用學生達致反中亂港目的
「佔中」啟動之時，其發起者提出了兩項要求：一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8月31日決定；二是特區政府重新啟動政改諮詢，行政長官梁振英必須重新交出反映香港人真實意願的政改報告，否則，「佔中」行動將會升級。這種帶有威脅的囂張舉動表明，極端反對派已經完全偏離理性思維。
明眼人都很清楚，香港整個事態的發展是極端反對派有意為之，且發起主動進攻的結果。
早在特區政府啟動政改諮詢之前，「佔中」發起者就先入為主地提出「北京不想香港有真普選的意願太強，而這些策略（指遊行，靜坐，絕食和變相公投等）所產生的壓力還不足夠；因此，要爭取香港落實真普選，可能要準備『殺傷力』更大的武器--佔領中環」（戴耀廷語）。從政治博弈的角度看，這種在政治討論尚未開始之前就做出威嚇性舉動的做法，是有意封殺理性討論的空間，目的在於阻止理性討論的進行。
香港是直轄於中央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社會中有不同聲音向中央表達，也應當以平和的方式進行，至少從起碼的尊重的角度考慮，也應當如此，何況中央與香港是這樣一層政治關係。但「佔中」的發起者卻裝着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以「抗爭」的姿態，以威脅的「口吻」不斷向中央發起挑戰。回歸以來，香港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士往往稱中央為「阿爺」（據筆者的理解，這是一種對上級帶有某種貶義，卻不得不服從的稱謂），但骨子裡卻根本沒有尊重中央的意願。所以他們以「敵對的口吻」向中央表達訴求是其內心真實思維的客觀反映。正因此，香港社會有人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這個決定的做出是極端反對派「威逼」的結果。筆者認為，從因政改爭論而出現的事態看，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情緒歸情緒，暫且不多論。香港社會畢竟是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基本法在香港受到普遍尊重的事實告訴人們，在香港對行政長官普選方式（最核心的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方式）爭議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嚴格按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辦事，恐怕是最理性的做法。因為這個規定產生於24年前，且並非針對現實香港社會中任何政治力量，也符合香港法治的社會條件，應該是香港社會最能為絕大多數人接受的框架。
中央正是基於這樣一個角度考慮，才對反對派試圖擺脫基本法軌道另搞一套的做法（要依據所謂「國際標準」搞「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做出了否定，但反對派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貼上主觀臆斷的標籤（符合這兩種提名方式的普選就是「真普選」，否則就是「假普選」），致使2017年特首普選問題的僵局無法突破。儘管如此，中央還是反覆與反對派作出溝通，但反對派似乎不為所動。
人大決定絕對不能撼動
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於香港社會對特首普選的四個共識（即，香港社會形成了對普選的普遍訴求；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規定；在香港開展行政長官普選對未來香港的發展穩定具有積極的正面作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長官必須為愛國愛港者），於8月31日依據基本法的相關規定做出了《決定》。從講道理的角度看，這個《決定》於法有據，政治上在理。即使在《決定》作出後，出於真誠推動香港特首普選，中央還派了相關官員在港做了大量的解釋工作，希望香港社會凝聚共識。但「佔中」的發起者卻另有打算，他們不僅不想滿足廣大港人對普選的訴求，還趁勢加快了亂港的步伐。
「佔領中環」事態至此，其組織者是負有不可推卸的政治和法律責任的。學生在政治爭議中表現出某種情感衝動是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的一種普遍現象，但企圖借學生示威之勢來推翻中央《決定》的圖謀是無法得逞的，因為它符合最廣大的港人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紛亂的事態中，謠言滿天飛，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