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莫高窟第158窟（中唐）的臥佛
香港與敦煌，那麼遠，又這麼近。
多年來，對於敦煌的保育與文化傳承，香港有不少作為。「香港敦煌之友」協會自2010年成立以來，便一直籌募款項，支持敦煌石窟壁畫的數碼化工程以及洞窟的保護與維修，並提供獎學金給內地和港台的學生，為敦煌研究培育人才。2011年，在紀文鳳女士的策劃和統籌下，港大還舉辦了「敦煌文化及保育研習系列」，三十名港大學生到敦煌進行實地考察。
公眾活動方面，香港城市大學曾利用多媒體演繹敦煌壁畫藝術。而本月剛開幕的「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則是香港文化博物館今年的主打大型展覽之一，展出敦煌文物、經書典籍、臨摹壁畫與複製洞窟，希望讓公眾走近敦煌。
出版方面，香港商務印書館繼26本《敦煌石窟全集》之後，推出《立體看敦煌》，以平易近人的姿態與讀者分享敦煌的神秘魅力。■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圖：香港商務印書館提供
《立體看敦煌》由敦煌研究院特別研究員李美賢與香港敦煌之友委員會委員紀文鳳一同編著，收入不同的學者與文化人，甚至學生與敦煌之間的緣分與故事。在這些不顯艱澀的陳述中，最有趣的是，讀者可以從每個書寫者的個人體驗中，體味一個個「敦煌人」的默默耕耘，也能思考敦煌與我們現代生活之間的關係。
敦煌的故事說不完
與敦煌結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祖籍杭州，出生在北京，在上海念完小學與中學後考到北京大學，學了五年考古。學生時期，她對敦煌莫高窟心嚮往之，在一個考察和實習的機會下終於到了敦煌，「誰知道這一看，我就看上它了，它可能也看上我了。」
敦煌的生活很艱苦，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方圓幾十里都沒有人，荒涼又封閉。最多的就是土，「桌子是土的，凳子是土的，炕也是土的。書上都是土，撣一撣，待會又撣一撣，就是撣不完，最後就不撣了，到處都是土。」但這麼「土」的敦煌，就是有它的魅力在。這個藝術、文化的大寶庫，把樊錦詩這樣的年輕人留了下來，抱着一種使命感留在這個孤獨的地方，一留，就是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樊錦詩就住在原來曾是和尚寺廟的房間裡，晚上，萬籟俱寂，只聽到九層樓的鈴鐺聲。在一種與世隔絕的孤寂中，敦煌與她，已經融為一體了。
在書中，她也回憶起敦煌研究院的開拓者常書鴻先生，如何在動盪的時局中堅持說服政府，繼續敦煌的修復與保育。也是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所的人員們在艱苦的環境下摸索如何為洞窟加固、治沙、修壁畫。常先生去世後，段文傑接任成為院長，加緊臨摹、研究壁畫，並開始思索如何為敦煌培育專才，這才造就了今天的敦煌人。加固、治沙、修壁畫、人才培養，仍是今日敦煌保育的關鍵問題，樊錦詩成為院長後，汲汲以求地推動着各項工作。她說，常先生和段先生等前人的步伐，需要後人的延續。她在書裡笑稱自己「像個老天真」，住在敦煌，搞不清楚城市社會裡的事情，但和其他敦煌人一樣，大家管不了工資高或低，「反正我們有飯吃，當然必須要把保護工作做好。這是莫高窟養成的一種傳統。」
莫高窟的金光 照到了香港
莫高窟的這種傳統與「天真」大概也感染了其他人。一個個香港人那麼遠地跑去敦煌，回來後不約而同都覺得需要做點甚麼。於是，敦煌之友委員會成立了，各種講座辦起來了，教育、捐款、展覽、出版......曾經照耀莫高窟的那抹金光，隔着千里，似乎也染到了香港的天空上。
樊錦詩說，敦煌和香港好像有種莫名的緣分。「古代的敦煌，就是現在的上海、廣州、香港。它是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東西文化的彙集之所，融匯了中國的文化、藝術、歷史、宗教，是世界少有的寶庫。你看它現在好像很偏僻，但當時很繁榮，每天都有幾個集市，可熱鬧了。」紀文鳳則說，自己2010年第一次踏足敦煌，就好像看到了香港的前世今生，「多年前絲綢之路的繁盛城市也能由盛而衰，香港的未來又如何？」她又說，敦煌像個文化寶庫，是「通識教育的最好教材。」把敦煌的文化寶藏與香港教育相聯結，多麼合適。
樊錦詩感念香港對敦煌保育所做的貢獻，特別是國學大師饒宗頤對敦煌學的貢獻，饒公學貫東西，精通十幾個門類的學識，早年便對敦煌洞窟中的書法、山水畫等作出了獨樹一幟的研究與主張，更在香港成立了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是百年中為敦煌學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她也提到早年邵逸夫隱姓埋名為敦煌捐贈了千萬港元，為300多個洞窟修建了玻璃屏風與門。及後，敦煌的保育不斷獲得來自香港的捐輸，在治沙、資料數字化等方面都得到來自香港的莫大幫助。
香港與敦煌的出版緣分
在出版方面，香港商務印書館曾耗費十年，完成全26卷的《敦煌石窟全集》。曾參與該全集的策劃及立案的香港商務前總編輯陳萬雄在《立體看敦煌》中回憶道，1984年自己首度到敦煌時，當時的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與副院長樊錦詩就已提出，希望與香港商務合作出版敦煌的藝術畫冊。此前，香港商務已經和北京故宮合作出版了《國寶》與《紫禁城宮殿》，頗受好評。但考慮到出版系列大本畫冊對出版社的龐大壓力，以及對敦煌複雜內容的掌控難度，這個提案被擱置了下來。直到後來再訪敦煌，一方面感慨文物隨着時間的損耗無可追捕，另一方面思考敦煌研究的存續與大眾普及，陳萬雄感到心中有了種迫切感。「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只要對有關文物的歷史和文化藝術價值有認識，就會懂得欣賞，曉得珍重，着力保護。這是歷史文化和藝術普及社會的意義。也應該是出版人最關注的使命。」
但最刺激到他神經的，大概是1996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之行。那年書展的主賓國是日本，日本出版界竭力展現自己的出版宏圖，在日本講談社的攤位上，就赫然展出了一本二開特大裝敦煌藝術畫冊，美輪美奐。但在精美的宣傳單張上，卻寫着一句宣傳語：「敦煌在中國，敦煌研究在日本。」這句話一下刺中了陳萬雄，讓他想起陳寅恪那句話--「敦煌是中國文化的傷心史」。
回港後，機緣巧合，出版敦煌畫冊全集的意見又浮上案台，這一次，反覆思考權衡後，陳萬雄希望將敦煌的圖像保留與敦煌研究專家們的畢生心血結合起來，他提出全集的出版概念，不以每個洞窟為分冊主題，而是分專題來組合，全面呈現敦煌石窟的文化全貌。經過十年時間，《敦煌石窟全集》始面世，成為敦煌研究中的經典出版之一。
而這次出版的《立體看敦煌》，相比之下，並不是一本純學術著作。李美賢與紀文鳳從多個方面着手，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角度與材料，來「立體」看敦煌。在書中，通過不同人的分享，編者也提出了自己對於敦煌的願景：不僅要走近敦煌、思考敦煌，還要傳承敦煌。最重要的是，可以借鑒敦煌，反思香港--在文化的交匯、衝突與融合中，香港的未來在何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