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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文音。被訪者 提供
台灣作家鍾文音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寫作，迅速成為台灣文壇一顆明亮的星子。她喜歡旅行，鍾愛各種藝術，早年時曾到紐約學習繪畫。她做過記者，也幫侯孝賢拍過電影劇照，後來成為專職作家，曾獲多個文學獎項。不久前，鍾文音受浸會大學之邀來港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2014」，記者對她進行了專訪。■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被訪者提供
順勢變成了我自己
鍾文音喜歡閑逛。不只是從一個地點踱到另一個所在，而是帶着一種流浪的無目的感，去碰撞可能遇到的一切。大學的時候她念大眾傳播，沒有像中文系的孩子們一樣成為文青，在老師的指導下專攻寫作。她閑逛着，甚麼都看看，甚麼都學學，但也都不專精。後來感情受了傷，想要尋找一個心靈的出口，她去了紐約學畫畫，說起來也是偶然的機會。在那座摩登的大城市中，她繼續自己的閑逛，沒有為了一紙文憑多麼刻苦努力，也沒有為自己的未來刻意打拚，只是像游出大海的小魚一樣，迅速地成長起來。
「我的人生沒有甚麼目的性，只是順勢成為我自己。」
2000年開始，鍾文音成為專職作家，到現在已經寫了二十多年。她作品頗豐，涉及的體裁有小說、散文、圖文、攝影；寫家族，寫愛情，寫藝術，寫旅行，曾將中時、聯合報、世界華文小說獎、林榮三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等十多個重要文學獎收入囊中。在別人的眼中，有着這麼一份成績單的她必然是勤奮努力又積極進取的，怎麼可能隨性到這種程度？
「能夠堅持寫二十多年，其實可能就是因為沒有太堅持。」她笑着說，「只是因為我會做的事情剛好是我喜歡的，如果人生要靠堅持才能完成，那太辛苦了。沒有目的，不會太痛苦，反而成就了自己。」會去參加文學獎，也是因為早年投稿文章沒有獲刊登，後來受了朋友的提點，才知道還有參獎這條路，沒想到順順利利地拿了好幾個獎。表面上看起來很積極的人，恰恰是一個很不積極的人，她就時常和朋友們開玩笑：「哇，我現在都這樣子，如果還很積極，那還得了？」
但隨性不表示腦袋空空地亂逛。鍾文音形容年輕時的自己是「隨波不逐流」，不熱衷於籌劃未來，卻始終細心觀察身邊的情狀。「我會去理解人生對我的考驗背後的意義，在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我要去接招這個江湖給我的考驗或者險惡。人生的低潮和高潮，我還是有覺知地去觀測，只是說我沒有去製造那個情勢去成為我自己。但當那個浪潮來的時候，我會觀察說我是要乘風破浪還是要退守在自己的世界裡，這個是有思考的，但是我從來沒有積極地去創造甚麼，去得到甚麼，而是情勢來了，我再看看合不合去接這個招。」
現實的遺憾，在寫作中圓滿
這樣的人好像很適合到處旅行。鍾文音喜歡全世界到處走，再把旅途中的所思所想寫進紀行的一系列作品中。「旅途中的迷茫會增加你人生的不安定感，幸福感會來得很少，因為你一直在移動，很快又要說再見，好像付出真心也很疲憊，因為總要說再見。」
她關於不同城市的書寫很少着力於歷史與風土人情的描寫，對她來說，人賦予風景意義，懷念一個地方，往往因為那個地方有人讓你留戀。她常常因為某個人而不斷地回想起一個微小的地方，在《中途情書》中，便寫過一次在尼泊爾的短暫相遇。「旅行的萍水相逢有時會成為永恆的眷念，好像亂世浮生注定要分離，所以那一刻那個真心你看到了。」但她最後終究沒有重訪故地，這也成為心中的一點遺憾。
這種現實中的遺憾總在文學書寫中得到補足，「《慈悲情人》就借屍還魂，沒有守住的承諾，在小說中完成了。」她說，「我的很多小說都改寫我的現實，像《從今而後》也是，我的朋友是在紐約自殺，但我寫她回到了台灣，沒有在旅途中丟掉自己。我想要完成她的生命，她的世界我已經用筆替他接手。寫作，可以為你的人生贏回一個生命的勝訴。」
這也是寫作於她可貴的地方之一，「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可以把負面變成好的，因為你在觀察命運給你的隱喻和啟示，並賦予它更多的意義。過去的歷史不能更改，但是作為小說家的幸運是小說本來就是很多人的拼貼、現實的雜糅和想像的可能，遠比現實人生的一條軸線更豐富，也幫助作家脫離遺憾的部分。」
喜歡旅行，也在旅行中創作，但鍾文音並不認為旅行對於寫作是必然。「如果說對我的寫作的養分的化，影響我最大的還是我小時候的家鄉雲林，還有台北，它們給我的養分其實已經足夠，但對於當代來說，視野太小，如果有機會去國外旅行，可以讓寫作長出不同的品種，但不必然。世界上的地方，紐約和喜馬拉雅山一帶對我的影響都很大，我的性格真是有些矛盾的，既愛摩登當代，又愛荒野。旅行那麼多不同地方，最好的是心量要很大，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
「我不喜歡文學只有一種樣子，」她話鋒一轉，「現在的台灣有種困境，我們把純文學區隔了大眾，反而姿態太高。我覺得當代傳奇早已不再，你一定要去複製張愛玲的傳奇，肯定不行。張愛玲之所以可以創造傳奇，是因為她巔峰已達，她年輕的時候巔峰已經在那裡，之後一輩子都是在走下坡。我們根本還沒有巔峰，就開始走下坡，那太奇怪了。你當然要一直創造你最好的作品，不停書寫。很多人來和我說，不要寫這麼多，但西方沒有這個理論，你作為一個作家，就是要keep writing，怎麼會不要寫呢？好像會沒了自己的聲名似的。不會，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巔峰，而且在這個攀爬的路徑上，還有很多路可以探險。我從來沒有聽過西方作家說你寫太多了。你看杜拉斯，從來沒有人說她寫太多。但台灣就是有這種心理，或者姿態。我總覺得，作家就像一個武士，寫作就像磨劍，就是要一直試試這把刀會不會再鋒利一些。」
與女作家們對話
鍾文音喜歡磨劍，在和自己的障礙賽中，她不願服輸。她把自己的寫作分成兩類，小說類和紀行類散文或圖文書。小說聚焦於她的家族，寫作如同不停試驗，從《女島紀行》到「百年物語」三部曲之《艷歌行》、《短歌行》、《傷歌行》，風格一直轉變。紀行類散文則像是她個人碎片的拼湊，自成一個系列。借由走過一個個城市，鍾文音與歷史中的作家、藝術家不停對話，又反觀自身。如她所說，小說是無盡的實驗，散文則是個人的基本調性。二者交錯，是虛實相間的文學地圖，也是一個更完整的鍾文音。
「我的作品永遠有『我』介入文本，也許這個『我』是虛構的，但作家始終會跳出來。我是用我當時的時間坐標去看那個空間。很多人寫作時會把自己泯滅，但我會把自己代入，寫自己與空間的互動。我很少寫城市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個人的感受，與當時發生的一時一地的氛圍。」
今年五月底，她出版了新書《憂傷向誰傾訴》。遊走在倫敦的大街小巷中，她用相機記錄這座城市的影像，也通過閱讀中的想像與詩人普拉斯、作家伍爾芙親密對話。她分享她們的城市，看到她們如何將自己交託於寫作，如何在困境中搏鬥，又如何被黑暗所困囚。在這些女作家的身上，她似乎也看到自己的影子。
「每去到一個城市，我都會和我喜歡的藝術家對話。她在那個沙龍，那個藝術館中做過甚麼？我參與了她的城市，也想知道她人生的關鍵點為甚麼會在那個時刻崩壞掉。她的感情世界，比如普拉斯的自殺，是開煤氣，就是因為第三者的介入。她把老公詩人捧到那個地位，如巨神般，女作家可以卑微到這樣，這真讓我掬一把同清淚。你的才情都高過他，但是卻無力為生命奮戰，是為甚麼？我很好奇。我自己有時也有這種經歷，某天甚麼都不想做，是因為內心已經崩壞掉。見識了千山萬水又怎樣？可見人心多麼需要一點拉拔。我去和她們對話，是好奇到底是甚麼深淵讓她們無法走出來。從中似乎也能夠反思自己。」
鍾文音說，城市的紀行散文會一直寫，可能將來讀者會看到二十座城市，成為一個系列。對於沒有辦法如她般遊歷世界的讀者來說，也許可以通過這些文章去旅行，也接近更多不同的作家藝術家，開始另一次閱讀之旅。而她，始終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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