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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晚宴主禮嘉賓。左起：陶然、陳若曦、李國紅、劉登翰、朱壽桐
一本文學雜誌的存殁，足以顯示一個城市的底蘊。香港一直都是文人的搖籃，抗戰時期大批文人南下，夏衍、茅盾、蕭乾的身影叫人難忘，蔡元培、許地山、蕭紅等人甚至長眠此地，昔日的文學荒園因他們的「介入」而形成了一股力量，生機勃發。隨後的文革歲月，香港不僅是避難之地，更是文人自由創作、發佈作品的舞台。
承接這股風潮，著名作家劉以鬯於1985年創辦《香港文學》雜誌，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為目標，一直搜羅並介紹本地，以至海內外華人作家的作品。不少名家都曾投稿予《香港文學》。
今年是《香港文學》創刊三十周年，雜誌主編陶然廣邀兩岸四地文壇好友，一同細訴文學點滴。■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圖：《香港文學》提供
對於一本文學雜誌而言，三十年不算短，尤其在香港這個商業掛帥的城市，更是難能可貴。兩代主編劉以鬯、陶然，均是早年飄泊四方、後遷居香港的作家，其背景、經歷比一般作家豐富，視野非常廣闊，對於雜誌的定位很明確，因而亦造就了《香港文學》的獨特風格。
在日前的「《香港文學》創刊30周年兩岸四地文學研討會」上，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劉俊如此總結《香港文學》三十年的成就：一，雜誌以香港作家為主，涵蓋小說、散文、筆記、文論等文體；二，香港以外，雜誌發表的文章涵蓋四大洲二十一個地區的華文作家，為世界華文文學發展出了一分力。
不刪不砍 原文刊登
如果從兩岸四地的歷史發展來看，就不難理解《香港文學》的重要性。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處於敏感時期，台灣亦有諸多管制，香港是當時最自由的地方，《香港文學》直接刊登作家的投稿、隻字不刪，因而不少人選擇在這裡首發作品，譬如像1985年《香港文學》第二期首發內地劇作家柯靈〈遙寄張愛玲〉一文，其後文章才刊登在內地《讀書》雜誌。
「我實在很佩服劉以鬯創辦了《香港文學》。」台灣作家陳若曦說，《香港文學》的意義在於其自由度，想寫甚麼都可以，當年有些文章難以在內地發表，即便在台灣也要左刪右砍或必須在敏感字詞前加一個引號，「光憑這一點，我就覺得《香港文學》做得好。」
而對另一位台灣作家鄭明娳來說，《香港文學》提供予作家的空間是其他紙媒難以媲美的。「打開報紙，只看見一個個小方塊，作家根本不可能發表長一點的東西，可是在陶然成為《香港文學》的主編後，他把字縮小了，可以放的字變多了，常常可以看見一些長篇文章。」鄭明娳是一個不愛出門的人，但《香港文學》有幾個專輯讓她印象特別深刻，「印尼是個政治打壓很嚴重的地方，竟然有華文作家在那裡默默地創作，我兒子被送去多倫多二十多年了，可是我都不知道加拿大有哪些華文作家，但我在《香港文學》裡知道了全球原來有很多華文作家，而且他們的文章在發表時更標明了地點。」
既是讀者 也是作者
香港作家鍾玲、潘國靈、黃維樑等也持續在《香港文學》發表過文章。黃維樑笑言自己既是讀者，也是作者，而且也一直投稿予台灣的《聯合報》副刊及《聯合文學》雜誌，他認為不妨拿這些類近、並以地方命名的文學刊物來比較一下。「內地刊物像《上海文學》、《北京文學》會登上海、北京以外的作者，外國刊物如《巴黎評論》、《紐約客》，他們也登巴黎、紐約以外的作者，我們大可這樣比較，從《香港文學》與剛才提到的以城市命名的刊物所登的本土及外地作家的數字，就不難看出《香港文學》的範圍有多廣、雄心有多大，在小小的香港有一本這麼豐富的雜誌，也是香港在文化方面一個小小的成就。」
鍾玲最近在高雄找到了《香港文學》的創刊號，赫然發現自己的名字在裡面，她算是最早期投稿的作家。她形容再讀創刊號，愈看愈有趣，裡面講到1979年以來內地改編小說的愛情觀，講八十年代的詩刊，還有一個馬來西亞文學特輯，更有丹麥、溫哥華、巴黎、舊金山、聖地牙哥等地方華文作家的作品。本土方面，創刊號其中一個題目是「從《香港文學》創刊談起」，本地作家吳煦斌也發表了短篇小說〈一個暈倒在水池旁邊的印第安人〉，更討論到大學生辦青年文學獎的點滴，「雜誌從第一期開始就有很明確的目標。」
本地作家潘國靈也是《香港文學》的資深讀者，1996年他第一次拜訪劉以鬯，那時《香港文學》的辦公室還在灣仔。「回頭一看，我已經在《香港文學》發表了十七年文章，由青年變成了中年作家。」每年一月，《香港文學》都會刊出一個「香港小說作家專輯」，這對潘國靈來說特別有意思。「在其他紙媒發表文章，難免愈寫愈短，惟獨在《香港文學》上可以暢所欲言，我甚至可以寫過萬字的小說。」
在紙媒開始沒落的世代，《香港文學》能走過三十個年頭是多麼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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