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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與小民》 作者：明恩溥 翻譯：安娜 古吳軒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魯迅臨終前的《立此存照》中說：「我至今希望有人翻譯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這位斯密斯就是本書的作者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魯迅要人讀他的書「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功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作為美國來華的傳教士，明恩溥稱讚了中國人在貧困中的勤儉和無休止的勞作，「有着強壯的身體以及極強的生命力。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能夠全然不在乎天氣的好壞，也不在乎病菌、毒蟲以及可怕的瘟疫的侵擾。」於是他說：「在二十世紀的各種紛爭中，最適合生存的，究竟是那些『神經質』的歐洲人呢，還是那些永遠不知疲倦、無孔不入、遲鈍冷漠的中國人，我不得而知。」而且，「中華民族這種無與倫比的堅韌，是用來擔當某種崇高的使命的，而不僅僅是為了咬緊牙關，承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如果『適者生存』是歷史的法則，那麽一個擁有堅韌天賦的民族，依靠自身旺盛的生命力，必將擁有一個光輝燦爛的前景。」同樣值得稱讚的還有「反抗統治者的壓迫和苛捐雜稅時，一些有能力的人會挺身而出。在他們的領導下，抗議運動聲勢浩大，政府被迫妥協。但是，不管事後如何處置廣大的『愚民』，領頭人總是不可避免地成為眾矢之的，免不了要為正義掉腦袋。為了正義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這就是中國人公共精神的最高典範。」也許費正清教授說的：「明恩溥把作為文化差異的『貧窮』與『社會團結』，寫得特別精彩。」指的就是這些部分。
作為建議將「庚子賠款」用於資助中國留學生的明恩溥，他的著作曾受到歐美讀者的青睞，而對於漢語世界來說：「這是一部湮沒百年的社會學經典譯著，作者在二十年審慎研究和大量觀察的基礎上，生動概括、描述了十九世紀的中國現實和中國人的性格特徵，其觀點犀利」的說法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描述的有些事物雖然現在已經時過境遷，但借助於別人的眼睛認識中國人行為特徵背後隱藏的根源，比如為什麽「成千上萬的人時刻準備為某種信仰獻身，但他們並不理解這種信仰，也不準備依照這些信條來規範自己的生活」等等，至今仍然是極具參考意義的。
「統治這個國家的人，並不是整個民族的精英分子，反而是最糟糕的階級。一位有見識的道台曾經這樣告訴一名外國人：『大清朝自皇帝以下，無官不貪，人人皆可梟首示眾。然而，即便殺了我們，繼任者未必就強過我們。』」其實老百姓都明白這個道理。《四書五經》的「這些教誨在引導社會走向更高的境界時，實際上是多麽無能為力。」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家長制的政府「更多的是忙於照顧家長，而不是整個家庭，一般來說，若非危急關頭，政府什麽都不做。」而「苛捐雜稅是一個政府投入精力幹某件事的必然伴生物。」於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得過且過的知足常樂就成了最好的選擇，貪官污吏也找到了最好的溫床。孔子「並非許多思想的創始人，而只是一個傳播者」，因為他開了私學的先河。《老子》的德之修之於身、修之於家、修之於鄉、修之於國、修之於天下，到了《禮記》的修、齊、治、平就變了樣，普遍的要求變成了對下層個人的要求。晉釋道安也明白「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一切都必須為強權服務，無需誠信，無需良知。即便是堯的女兒，小叔子也要霸佔，即便是舜的父親，也會謀害親兒子，《竹書紀年》等古籍記載的血腥就不必說了。所以，所謂的堯舜樂土其實也並不存在，致君堯舜的理論基礎本身就建立於一廂情願的欺騙。王朝「政府也有可能被推翻，但它是一個立方體」，只有當它被推翻前後的短暫時間，當它還沒有穩定時才看上去比平時高一點，翻了個面依然照舊。國民的貧困無力，加之統治者利用儒家思想說一套做一套，威脅欺騙並用，道德之類在強盜和自以為是的人面前等於白說。
當然，書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論斷，比如他說：「中國的四鄰都是一些明顯比他們弱小的民族，所以中國一直享受着一種最危險的奉承。」而實際上除了弱小民族外，也一直存在難以對付的匈奴等民族，甚至曾被異民族的蒙古、女真征服過。只不過在無奈的情況下，還能像一個窮而無能的人，唯一的安慰是偏巧做了大家族的長子，少不得多管閒事，設法自誇一下華夷間的自我優越，盲目地陶醉一下罷了。
所幸，中國國民終於開始富裕起來，也可以比較自由地思想並逐漸融入世界潮流了。■文：龔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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