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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本報河北傳真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被稱為改革智囊，他對於行政審批制度和權力清單制度方面進行深入研究。日前本報記者專訪遲福林，請他暢談權力清單對於中國改革的重要意義。
1、權力清單的公佈，在深化改革中處於什麼階段？
遲福林：政府公佈行政權力清單，展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之大，從簡政放權到權力清單、負面清單，政府改革步步深入。但並不表示政府改革已告一段落，這只是新階段深入政府改革的第一步，政府改革仍要向縱深推進。
激活市場 創新社會
2、權力清單的公佈有何意義？在公佈清單的過程中應注意哪些問題？
遲福林：權力清單公佈意味着可以給市場和企業更大空間，有利於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激發市場活力，也有利於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權力清單的公佈可歸納為六個字：放權、分權和限權。放權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係，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充分向市場、社會、地方放權，以激活市場，創新社會，發揮地方積極性；分權是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要在分離的前提下，形成相互協調的格局，以實現充分有效行使權力，提高行政效率，形成合理的行政權力結構；限權是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人民監督權力，就是權力制約權力和社會監督權力的結合，這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裡的根本之道。
3、公佈清單之後如何監管？
遲福林：以行政審批為主的市場監管體制難以為繼。某些機構既有行政審批權，又有市場監管權，這種「誰審批誰監管」的體制不可避免形成以審批取代監管，重審批、輕監管的問題。要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關鍵在於推進市場監管由行政為主向法治為主的轉變，以法治破題市場治理。與此同時，要依法賦予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在行業監管、企業自律中的法律地位，形成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社會監管的合力。
4、記者對已公佈清單的省份進行橫向比較，發現清單數目差別較大，有的在2,000項左右，有的高達5,000項，請您分析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各省份清單是否應該有大致的標準？
遲福林：從目前公佈的情況看，各省權力清單差異確實較大，我想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各地對哪些權力應該劃入清單缺乏統一的認識；二是各地對權力清單的內容和計算方法有所不同；三是有些地方在國家法律法規之外又設置了某些管理權限。權力清單的制定應該廣泛聽取社會各方意見，同時應秉持「市場決定」原則，把宏觀調整與行政審批職能嚴格分開。
5、根據您的研究，國外是否有國家已經實施清單制度？國外公佈的範圍與國內相比有何差異？
遲福林：例如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是當前發達國家在引進外資過程中普遍採用的管理模式。有數據顯示，目前全球有70多個國家採用這種外資管理模式。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也是採用此種模式。國外負面清單範圍明顯少於中國。2013版上海自貿區負面清單幅度達到190項，2014版減少至139項。以製造業為例，發達國家一般製造業的限制不超過10項，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裡製造業限制仍有60多項。
接受監督 逐漸普及
6、如何推動政府權力清單制度進一步調整和完善？
遲福林：「十三五」重要的是形成中央地方建立權力清單的改革方案，爭取在「十三五」中期全面普及權力清單管理制度。1至2年內，推動中央各部委和省一級對外公開權力清單規範化、制度化，充分利用新聞發言人制度對社會做出合理的解釋，自覺接受社會監督。2至3年內，鼓勵和支持地方各級政府明確和普及權力清單制度，由省級政府帶頭，實現權力清單制度向市、縣級政府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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