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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促請政府盡快設立低收入補助金，幫助在職貧窮人士。 資料圖片
今日香港 +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 全球化
有調查發現，不少人因超時工作而感到壓力，不少更是專業人士；也有最新一項調查指出，家庭月入介乎一萬至兩萬元的人最不快樂，青年人的快樂指數更連年下跌。到底何謂「青貧族」和「窮忙族」？「在職貧窮」與「可持續生計」有什麼關係？香港周邊地區形勢帶來什麼啟示？全球化又如何導致低薪窮忙等問題? ■丁天悅
新聞背景：法定假期一成五人無得放
工聯會去年以網上問卷訪問900多名在職人士，超過30%人每周超時工作逾9小時，其中85%人因超時工作逾9小時感到壓力，當中近80%人更為教師、律師等專業人士；有近70%人因工作壓力令身心出現負面影響。
日前政府公布2016年法定假期，有政黨引述政府統計處數據指出，全港共275萬名僱員中其實只有85%能放取這些有薪法定假期，另外的15%人因為並非按連續性合約受僱，或受僱少於3個月，而未必可以放取有薪法定假期。
另外，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於去年訪問922名港人，結果整體快樂指數與去年相同，最不快樂的為30歲以下人士，是連續第四年下跌。研究認為年輕人快樂指數下滑，估計與缺乏向上流動、無能力置業有關。（基礎級）
台媒戲稱「22K世代」
近年來，打工仔低薪窮忙問題成為各國關注的議題，「青貧族」和「窮忙族」等現象出現於不少亞洲國家或地區。其中日、韓、台的低薪窮忙世代，比香港更早出現，因為情況不斷惡化，使許多年輕人失去鬥志，甚至放棄就業。
台灣媒體把年輕人稱作「22K世代」，意指只能賺取2.2萬元新台幣（約5,500港元）月薪的人口組群。至於韓國，就有學者指出當地有不少20歲至30歲的年輕僱員薪金低下，月入只有88萬韓圜（約6,200港元）。
年輕人淪為「青貧族」及「窮忙族」，可以衍生不少社會問題。例如在香港，截至去年，公屋輪候冊升破23萬宗申請，其中7.15萬名35歲或以下的年輕單身公屋申請者當中，有34%申請時為學生，47%更具備專上或更高學歷。(進階級)
新自由主義興起 貧富差距擴大
不少學者都認為，在職貧窮、低薪窮忙等現象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全球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經哲學和政策，傾向反對一個國家對於另外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干預，同時強調自由市場（Free market）的機制。
簡單來說，在上世紀80年代始，各國為了應付全球化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紛紛奉行該政策，要求更有彈性的勞動市場來應付新興經濟的挑戰。在政策帶動下，許多傳統製造業和跨國企業為了提高生產力，將生產重心外移到工資低廉的國家，致使本地的工作機會隨之減少。
勞動市場結構的改變，使本地產業發展失衡，失業率攀升，貧窮人口驟增，引發新一波的貧窮現象。隨着以新技術為基礎的工業、資訊產業、服務等部門就業機會的增加，傳統製造業就業機會的急遽下降，使得就業市場的結構產生變化，也加劇了結構性失業和貧富的差距。
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在全球化下加速的資本主義所引起的惡性競爭，直接造成了本地甚至全球性的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消失等問題。學者普遍認為，新自由主義經常支持透過一些國際組織和條約對他國施加多邊的政治壓力，支持私有化（Privatization)，強烈反對最低工資（Minimum wage）等勞工政策、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主張減少管制商業行為和財產權，導致本地正職的終身僱用工作變得稀少，年輕人收入不穩定、工作太忙、沒有晉升機會等問題。
故此，一些學者及人士強烈批判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反對盲目相信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唯一的國家創富途徑；指出已發展國家得益，貧窮人卻備受剝削，勞工權益受侵害，加劇在職貧窮與低薪窮忙等問題。（摘星級）
小知識：低收入青年10年升7點
「窮忙族」在香港愈來愈普遍。
香港政府統計處在過去發表的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中，提供了15歲至24歲青年人收入的數據。據當中有關篇章指出，2011年青年月入中位數是8,000元，竟與10年前一樣，而低收入青少年比例亦相應增加。2001年的在職青少年當中，只有19.7%的人月入少於6,000元，2011年上升至26.3%。
工作忙薪酬低等問題不只困擾剛畢業投入社會工作的年輕人，即使是打拚了十年八載的香港人，有的也都紛紛淪為「青貧族」和「窮忙族」。統計處在3年前發表的統計月刊中指出，在25歲至34歲的人口組群中，女性月入中位數維持在10年前的水平，約為1.2萬元左右，男性則從1.25萬元升至1.3萬元，仍然遠遠落後於本港過去10年的通脹數字。
概念鏈接：
在職貧窮（Working poor）：在現今社會，有固定工作，未必代表生活無憂。任何人士擁有工作，但所得收入未能應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開支，便是處於「在職貧窮」的狀態。
由於在職貧窮家庭的收入高於領取政府綜援金的認可需要，故不能享有政府的財政援助，他們所面對的經濟困難可能較領取綜援者更多。這類家庭通常沒有餘錢參加社交活動，或報讀教育和培訓課程，子女缺乏課外活動，因而逐漸備受社會孤立，難以提升技能以改善生活，發展受到限制，更易造成所謂「跨代貧窮」（Inter-/Trans-generation poverty）
問題。 ■資料來源：樂施會《在職貧窮》
可持續生計（Sustainable livelihoods）：一個以人為本的扶貧和發展的概念，強調建立個人、家庭和社區的能力，讓個人以至整個社區，都能獲得可靠並能夠持續的生計。金錢與物質的支持並非可持續生計的全部，要協助他人改善生活，必須先了解其發展需要，全面認識他們的生活處境，看清個人和社會發展的複雜性，進而協助他人發展潛力，獲得機會。可持續生計的基本條件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 讓人有能力應付壓力和打擊，其後並有復元能力；
2. 讓人可維持或強化本身的能力及資產；
3. 讓人有餘力協助改善其他人現在和將來的生計；
4. 在上述過程中不會削弱天然資源的基礎，不會破壞環境。 ■資料來源：樂施會《可持續生計》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般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是指商業機構必須對其營商活動為社會、環境及經濟等方面所帶來的影響，負上責任。企業須以符合商業道德，尊重人、社區、自然環境的方法來達至商業上的成功。過程中，商業機構須向所有相關利益者如僱員、消費者、社區，甚至整體社會問責。
現時，最受民間關注的企業社會責任是勞工權益和環保問題。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歐美消費者發起的運動，成功迫使部分跨國企業為保商譽，主動回應有關訴求。服裝企業自定企業行為守則，聘請專人負責監察其履行守則的情況，促使其合約工廠尊重工人權益；有些企業甚至申請認證，以證明其履行社會責任的努力。 ■資料來源：樂施會《企業社會責任》
想一想：
1. 根據上文，指出本港在職人士和年輕人的壓力指數和快樂指數。
2. 承上題，指出本港和周邊地區的「青貧族」和「窮忙族」現象。
3. 解釋何謂「在職貧窮」和「可持續生計」。
4.「在職貧窮」與「可持續生計」的概念之間有什麼關係？
5. 我們可以如何解決在職貧窮與青年人低薪窮忙等問題？
答題指引：
1. 指出各研究所得的數據即可。
2. 試從統計處的數據中的月入中位數切入，再比較男女獲得的加薪情況。
3. 可指出入不敷出和社區互助等關鍵概念。
4. 可指出後者如何支持前者。
5. 試從政府、社會和個人三方面來說明。
延伸閱讀：
1. 《讓年輕人看到希望》，香港文匯報，2015年2月14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5/02/14/PL1502140005.htm
2.《在職貧窮》，扶貧資訊網， http://www.poverty.org.hk/taxonomy/term/22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left/01.htm
3. 《社會發展、就業與持續生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網站，http://www.hkcss.org.hk/c/cont_detail.asp?type_id=7&content_id=497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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