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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普馬克亮相上海「思南讀書會」，並發表演講。 本報上海傳真
「看來現代人越來越生活在當下，而過去就好像是一個黑洞，一切都可以在裡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無名的群眾。甚至活着的人也在裡面消失了，不像在過去的時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結束後才消失。」
伊凡．克里瑪（捷克作家）對「失憶」的表述，令瑞典學院院士、曾17次出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的謝爾．埃斯普馬克（Kjell Espmark）擊節讚賞。長久以來，埃斯普馬克熱衷思索、探討「失憶」，展示個人記憶如何篡改真實經歷，並將之構建為生活中需要的神話。在他看來，「失憶症候群」放之四海皆準，並正通過各種方式與角度戕害人類內心，現代人的生命因此淪為一齣毫無價值的悲劇，或是--絕望的鬧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圖：本報上海傳真
七卷本長篇小說集 為社會照一次X光
埃斯普馬克的力作、七卷長篇小說總集《失憶的年代》即用諷刺漫畫的筆法，展示了這種情境--記憶只有四個小時的長度。以失憶、誤解、蔑視、忠誠、仇恨、復仇、歡樂為主題的七個故事，由七位不同的主人公以獨白形式呈現。此書精裝本日前由世紀文睿出版，埃斯普馬克亦親自來滬助陣，亮相「思南讀書會」，並發表演講。
據埃斯普馬克回憶，他對「失憶」這個主題產生濃厚的興趣，並着手寫作，始於一次布拉格之行。「上世紀八十年代，米蘭．昆德拉在一篇有關東歐被『消除』的文章裡寫到，佔領者正在抹除掉他祖國的歷史，我對這樣的證詞印象很深刻，並於1985年特地訪問了布拉格。」埃斯普馬克說，「我感到震撼，寫下了《布拉格四重奏》，描寫了一種感官幾乎不能抓住的毀滅，我聽見了一種文化在消失的聲音，走過那座橋的人似乎正在變得單薄，進入了讓人看不見的狀態。」
若記憶消失，就再無行事的上下關聯，每個解釋都會變得隨意武斷。埃斯普馬克透露，《失憶的年代》曾有過另一個書名：「一部低於人類的喜劇」，戲仿但丁的《神曲》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而《失憶的年代》統領全局的敘事模式，亦是受到了《神曲》的啟發。
「所有故事均可追溯至《神曲》裡穿越地獄的旅行，但誰是這個旅行者？誰在這個影子王國一般的社會裡，一會邂逅這個人物，一會又與那個人物相逢？我認為是讀者。」埃斯普馬克說，「我的每個小說人物都想抓住讀者，努力令之信服，必要時或許還要欺騙，但首要便是抓住讀者，如此才能有談話對手，然後搞清楚自己的狀況，只有讀者在場，獨白尚可持續，同時亦是讀者的回應，令獨白成為對話，因此這七部小說裡真正的主人公，其實還是作為讀者的你。」
七個故事展示了七幅細密刻畫的人物肖像，被視為濃縮版的社會史詩。不過，埃斯普馬克坦言，這個寫作計劃沒有去複製社會現實的雄心，而只是想給社會做一次X光透視，展示現代人的內心生活相片--熱烈、焦慮、茫然。
語言如詩 敘述方式獨具一格
除了諾獎評委會主席的重量級身份外，埃斯普馬克亦是瑞典著名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曾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文學院院長，詩歌對其影響尤為深遠。埃斯普馬克說，好的小說是詩歌的孿生兄弟，他希望將原本可以寫成四百頁的小說濃縮於一百頁以內，凡是沒有絕對必要的段落和詞句悉數刪除。
當日，內地知名作家賈平凹、韓少功等亦出席了埃斯普馬克的作品分享會。賈平凹提到，《失憶的年代》中不絕於口的獨白，沒有故事，沒有情節，若斷若續、欲聚還散的語言流，是如此輕鬆、自在，卻又那麼詩意，折射出小說寫作的一切可能性：「這是有力量的文字，它叩擊着靈魂、並刺痛着社會、人生的穴位，雖然寫的是瑞典的歷史、人文、現實，我們卻不知不覺地面對了我們生活中的艱澀、麻煩、破裂、焦慮，原來當我們對社會無話可說的時候，正是我們極具傾訴慾之時。」
而在韓少功看來，《失憶的年代》中，戰爭、難民、性、左派、殖民主義、黨派政治、道德立國、社會分裂與市場高壓......這些超規模的話題，都進入了一種卡夫卡式的編碼，被編入個人化寓言，呈現為飄忽不定的細節、故事、隱喻、幻象、嘲諷、嗅覺或觸覺。
譯者萬之也表示，《失憶的年代》的總體風格令其聯想到卡夫卡式的寓言體小說和加繆式的荒誕敘述作品，但又獨創一格，富有詩句特色。他坦言翻譯的悅趣之一在於欣賞小說的敘述方式，而《失憶的年代》即是着力於敘述方式的小說，表面上是人物獨白，其實是一種對話，只是對話的另一方始終沉默，主角卻喋喋不休，偶爾停頓喘息，小說的章節即是由這種停頓構成，呈現了綿綿不絕的語言流。
萬之提及，在《失憶的年代》中，常常有「元小說」或「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敘述方式，比如在第一部《失憶》裡，主角對着同一張照片、同一本護照、同一根鐵管，自言自語地追憶、推理，從中衍生出多個故事，令敘述獲得往不同方向發展的可能性，這也恰好符合一個失憶者的真實心理狀態，可謂心理小說與元小說兩者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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