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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歐梵說，如果不是做了「年度作家」，他不會再去香港書展。近年來曾多次批評香港書展不夠國際化的他，今年卻被選作「年度作家」。他惟有苦笑，想要寫郵件拒絕，卻被太太搶白：「你以為你是誰呀？」最後只有勉強答應。
對書展不再是「真愛」，對香港和文學卻愛意永恆。李歐梵眼中的「年度作家」，有其特別的意義。■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成為書展的「年度作家」，總少不了要被人議論一番。有人質疑李歐梵創作的文學作品少，算不上傳統的「作家」，他卻不逃避自己的多重身份，更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問題。「我創作的作品少，只寫過兩本小說，都不是好小說。但是我寫過很多雜文和評論，我猜（書展主辦方）可能是覺得這些文化評論和香港有關係（所以選了我）。而且，把評論人和作家的身份連在一起，可能將來可以令候選人的可能性更多。」 他也打趣說，書展選上了他，大概是因為自己夠老，「也斯好彩選上了，過幾年就過身了。我今年76歲，相當老了，香港可能有種尊敬老者的習慣。」
一個「國際主義者」的三種身份
李歐梵形容自己是「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國際主義者」，「我一直堅持文化的國際主義，我以前總說笑，我的名字，『歐』是歐洲，『梵』是印度，所以我是東方和西方加在一起。『李』則是中國唐朝的大姓。我最喜歡的就是唐朝，我對中國文化傳統是非常尊敬的。」
他出生於河南，求學於「國立」台灣大學與哈佛大學，畢業後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洛杉磯加大與哈佛任教。2004年退休後移居香港，繼續在香港中文大學教學與寫作。在美國，李歐梵研究的是「五四」的浪漫一代，徐志摩是其主要研究對象。到後來，對魯迅也情有獨鍾。
但對普通的讀者來說，最感興趣的大概不是他的現代文學研究，畢竟，《現代中國文學的浪漫世代》與《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有多少人真正仔細讀過？但他的雜文與文化評論、生活隨筆卻是讀者的心頭好。喜歡電影、古典音樂，最近又迷上建築的他多年來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追讀者眾。2000年後出版的書籍，亦有大半都是文化評論集。正如他所說，在美國時，做得都是理論研究，學術上算是做到高了，退休後回港，更多的是希望做一種「文化實踐」，花更多的時間在教育和在文化界中寫東西上，只是「沒想到寫了那麼多」。
這次書展也強調他的多重身份，特設在「文藝廊」中的展區，將以「只緣身在此山中」為題，圍繞他「文化人」、「學者」及「業餘愛好者」三個身份來展示。對李歐梵來說，這三個身份正是他對自己的定位，學者是其職業，文化人是其身份，至於「業餘愛好者」，才是他近年來的最愛。他舉中國明朝的文人為例，當時的繪畫、書法、文學，不分什麼是職業什麼是業餘，藝術、文化與生活水乳交融，各種門類亦互相貫通。「職業這個概念是西方來的，中國以前好少。」現在的社會太過專業化，他反倒想要多講些業餘的愛好，「這種業餘的愛好對一個人的生命，特別是中年以上的人的生命，好重要。」這三個身份標籤，也算是他對自己的一個辯護--「我這個作家就是這樣，是creative writer，一個『創作家』。」
誤打誤撞愛上了文學
不管身份如何定位，對文學的熱愛貫穿始終。李歐梵回憶，當年做學生時，自己是因為數學太差而選了文科，進了「國立」台灣大學的外文系，沒想到就這樣喜歡上了文學。「但在台灣看不到大陸五四以後的文學，比如魯迅，是禁書，可你越禁我越想看。所以當時去美國，第一本書就看魯迅的。」當時他也打算學外交，上了課後卻發覺和自己的個性不符，更從此對政治深惡痛絕。「於是我問自己最感興趣的是什麼，還是文學，可又不敢學文學，於是就學歷史。怎麼學？亂學一通，開始學中國思想史。在學思想史的時候，暑假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講知識分子的，對我的影響很大，於是我想不如再學俄國思想史。所以一開始，我就把知識分子、文學和文化連在了一起。」
從河南，到台灣，再跨過大洋到美國，隔着萬里，他回過頭來研究中國。可他說，要不是在美國陰差陽錯學了中國思想史，他不可能開始研究五四運動，不可能「蒙查查」地鑽研起了徐志摩與郁達夫；要不是美國自由的學術環境，他也不可能以「尋找靈感」為名，向老師申請到兩千美金，歡喜地去了英國。「如果沒有在台灣念外文系，我不可能讀那麼長的外文小說。如果不是美國，我不會到英國，不會有現在的國際主義觀點。但我後來研究魯迅、上海，如果中國沒有開放的話我也做不到。」「世界人」的身份背後，是永遠的「free spirit」（無拘無束、放蕩不羈者），懵懵懂懂地兜了一圈，才知道世界這麼大，風光這麼好。所以他常鼓勵年輕人，不要狹隘，不要故步自封，大膽出去看看，「知道自己與別不同，就是開始。」
范柳原與香港
走過那麼多地方，看過那麼多風景，李歐梵選擇落腳在了香港，他說自己對香港總有一種特別的情意，看世界、看文學、寫東西，不管自不自覺，都從香港出發，幾乎沒有例外。在美國教中國當代文化時，他也將香港放在第一位，「中國文化我是從香港開始講的。」儘管當時他和香港之間還隔着幾萬里。
「我第一次來香港是1970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大請我來做講師。第一次來，好像是一個禮拜日，當時碰到我的老朋友劉紹銘。他說，不如帶你去玩一下，於是我們去了窩打老道，到當時的香港酒店--現在沒有了，變成了馬可孛羅酒店，喝杯茶。在路上，我看着那個路牌，『窩打老道』，覺得很奇怪，於是對香港發生了興趣，我就是喜歡這種半唐番的感覺，就覺得，這個城市是我的城市。後來我在中大教書，發現我的同事真的是南腔北調，當時中大有名的哲學家，唐君毅啊，牟宗三呀，講的普通話都很難聽懂。後來聽我太太講，她在浸會，那邊老師講課更難聽懂！當時的香港，各種人都有。政治上，香港是個公共廣場，左派右派，國民黨，都有。我覺得香港很自由，當時就覺得，有一天我要回來，沒想到幾十年後真的回來了。」
這段與香港的邂逅故事，李歐梵念念不忘。聽他的口吻，當時香港空氣的味道，似乎都仍印在腦海中。他為數不多的小說創作，也從香港開始。那是他學着張愛玲《傾城之戀》寫的續篇《范柳原懺情錄》，藉着范柳原的復活，是和香港談了戀愛。「1997年6月30日，下午，回歸的前一天，在皇后像廣場好像有一個賣紀念品的聚會，我看到一塊很大的布，讓各位留言，將自己的感覺留下。我突然想到一句話：張愛玲的遊魂到此一遊。為什麼這個時候想到張愛玲？於是我開始構思我的小說，用了范柳原這個人物，說他很懷念香港，很想再和白流蘇復合。這其實代表我自己對於香港的懷念，現在看這本小說，感情好多，香港變成了我心目中的女孩，而當時我已經很老了。我把自己換作一個范柳原的形象，用一種抽象的虛構的人物來表達對香港的感情。」
李歐梵曾以「狐狸」自喻，說的是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的狐狸與刺蝟之說，簡單來說，狐狸靈活多變，刺蝟專一執着。從嚴肅專一的「學者」，到博採百家的「文化人」，再到閒散自足的「業餘愛好者」，「狐狸教授」李歐梵的興趣不斷變，筆下的故事就停不下來。這不，最近他有感於之前的德國之旅，開始學德語與看德國小說，也許不遠的某一天，德國會成為他筆下的另一個世界。而現在，李歐梵暫時把自己拉回香港，在炎熱的七月，與老友、讀者，書展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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