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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延安城，軍民親如一家。 記者張仕珍 攝
國共合作統一戰線 延安成政治指導中心
1935年10月，陝北黃土高原秋風蕭瑟，寒氣逼人。一支衣衫襤褸、面黃肌瘦但精神昂揚的隊伍跨進了陝北蘇區的大門。這支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領的中央紅軍在經過二萬五千里的長途跋涉後，終於找到了「家」。而後的一年多，在瓦窯堡會議成功召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共中央得以進駐延安城。從此，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成為敵後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從這裡點燃的星星之火最終形成燎原之勢，引領中國抗日戰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延安報道
巍巍寶塔山，清清延河水，神秘的窯洞，高亢的信天游（即陝北民歌）......所有這些，勾畫出了人們心中的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館長張建儒告訴記者，當時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成為政治民主、經濟發展、軍事頑強的全國模範抗日根據地。而中共提出的全面抗戰和持久戰略理論，也成為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武器，陝甘寧邊區和延安因此被譽為「抗日的燈塔」和「革命的聖地」。
瓦窯堡會議 發抗戰最強音
位於延安市子長縣的瓦窯堡革命舊址安靜地矗立着，20餘孔磚砌窯洞無聲訴說着抗戰時的歷史。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瓦窯堡會議。「當時正值民族危機加深的關鍵時刻，蔣介石仍堅持對日不抵抗政策，而瓦窯堡會議卻提出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共同抗日，發出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最強音。」張建儒告訴記者，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讓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使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提出在廣大愛國人士中產生了強烈影響。1936年12月，國民黨張學良、楊虎城二人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並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
延安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楊鈞告訴記者，由於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延安始終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中，因此黨中央得以在這裡集中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先後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112篇論著，就中國革命的政治路線、軍事、黨建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探討研究，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方向。」楊鈞說。
建敵後根據地 開闢新戰場
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祖國山河淪陷、民族痛楚加深。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市洛川縣召開洛川會議，確定全面抗戰路線、敵後持久抗戰的戰略任務和作戰方針，國共兩黨共禦外辱。而當國民黨正面戰場接連失敗時，中共卻以時間換取空間，大規模開展敵後根據地建設，有力地牽制了日本兵力。
張建儒告訴記者，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把大片華北地區佔領了，但主要都是交通沿線比較方便的城市，而中共軍隊所處的地理位置相對偏僻，正好是日本勢力薄弱的地方，客觀上為根據地建設提供了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根據地軍民的敵後武裝也給日本侵略以有力打擊。「儘管當時共產黨隊伍的武器裝備落後，但根據地軍民的一些非正規戰術卻讓日本人心神不寧，山地游擊戰、地道戰、地雷戰，防不勝防。」張建儒說，日本鬼子與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交戰，共產黨在後方的破壞直接給日本後勤補給造成嚴重困難。「所以，當時日本鬼子對中共的抗日根據地恨之入骨，制定了殘忍的『三光』政策。」但他同時表示，這也說明敵後根據地的威力很大，對抗擊日本侵略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是一個不可替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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