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晚明大變局》作者：樊樹志，出版：中華書局（2015年8月）
文：龔敏迪
晚明社會開始面臨全球化的衝擊，商品經濟得到一定的發展，舉凡絲、綿、瓷器都漸成中國換取銀元的大宗輸出商品。傳統統治在閉關自守中已處處顯示出了力不從心的尷尬，給新舊觀念的衝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本書從一個全面認識倭寇的角度入手，展開了晚明社會的全景透視。
一般都認為作為海盜的「倭寇」一詞始於《高麗史》記載的1223年：「倭寇金州......虜婦女，掠倉米。」日本南北朝60年的戰亂造成大量海盜的產生，日本的對馬、壹歧、松浦都是海盜大本營。韓國放送通信大學的研究者有統計說，1350年一年中達20次左右，1375年陡增至100次，頂峰期海盜船達500艘，並蔓延到了中國沿海。1392年日本統一後，對馬領主宗貞茂生承諾打擊海盜，但他死後又有反覆。最後世宗大王李成桂統領17000人進攻對馬，將其掃平後，對海盜首領早田氏採取了懷柔政策，1431年早田六郎次郎還去謁見了朝鮮國王。對馬歷史民俗館至今還藏有成化十八年（1482年），朝鮮頒給「皮古三甫羅（疑為早田彥三郎）」的「宣略將軍虎衛副護軍」任命書，允許他們進行正常貿易。
韓國泰安半島海域出土的元朝1323年駛往日本長達34米多的沉船中，僅瓷器就有23000件來看，中日間的民間貿易早已達到較大規模，依賴海上貿易為生者也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明朝的做法與朝鮮相反，雖然有龐大的鄭和船隊遠航，卻對民間實行海禁，還關閉了市舶司。結果「禁之愈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者愈眾，私通不得則攘奪隨之。」抗擊外族侵犯永遠是正義的主題，但更重要的卻是檢討如何避免外族的侵犯。嘉靖時鄭曉的《皇明四夷考》說得明白：「近年寵絡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仇英畫的五米長的《倭寇圖卷》中，倭寇船旗上有弘治四年（1558年）字樣。這年倭寇首領汪直已被胡宗憲扣押，倭寇重新糾集力量，進犯了浙閩。令人感到蹊蹺的是，整個抗倭過程中，「真倭」最多不過二、三成，首領和大部分倭寇都是國人。朱紈搗毀雙嶼港之戰，福建都指揮僉事盧鏜率福清兵追擊一艘倭寇大船。殺死二人，生擒日本倭夷也只有稽天新四郎二名、賊犯林爛四等倒有五十三名，此外還有劉隆等兵船併力生擒的哈眉須國黑番一名、法里須滿加夫國黑番一名、沙里馬喇加夫里國極黑番一名。
與倭寇不同的是《澳門紀略》記載的嘉靖十四年（1535年），都指揮使黃慶接受葡萄牙人的賄賂，在澳門有了番市。1557年海道副使汪柏又受賄，允許他們上岸建屋落腳。由於倭患的原因，中日間的正常貿易沒有了，葡萄牙人卻得到了澳門貿易的許可。他們在歐洲、中、日、南洋的多邊貿易中大獲其利。然後是西班牙人、荷蘭人開通的馬尼拉和美洲的商道。輸出的除了瓷器以外，最大宗的商品就是絲、綿。多層次的商品市場，帶動了江南市鎮的繁榮。「蘇湖熟，天下足」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江南地區主要作物變成了棉花和蠶絲生產。菲律賓土著居民開始不種棉花，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也都用中國貨而不用歐洲貨了......
最精彩的是同時出現了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人，開始反思為傳統統治服務的思想文化。千百年來傳統統治一直在將思想文化引導到有利於自己專制上去，而陳獻章首先提出了懷疑的重要性，提倡做學問「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王陽明進一步提出「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的「學貴得之心」。作者將王艮的「六經皆注腳，我注六經」，與魏晉風度做對比：「漢朝的經學弊端叢生，經生沉迷於繁瑣的傳注，只知墨守家法，拘泥、僵化、教條。不滿於這種狀況的士人，跳出圈子，用道家思想詮釋經典，形成耳目一新的魏晉玄學。」而「宋元以還，藝文人士大抵骨頭都軟了」。所以顏山農的「非明教之所以能羈絡」；耿定向的「若在樊籠戀戀，縱得以展高才，不過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與大道何補？」；李贄的「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都令人振聾發聵。這些，作者都提綱挈領而準確明白地進行了論述，讀起來很是暢快。還有早期傳教士帶來西方文明的論述，也很有意思。唯一不敢茍同的是，作者對奢侈的經濟意義似乎作了過高的評價。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