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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也是一種哲學》作者：斐德利克•葛霍，出版：八旗文化（2015年8月）
文：彭礪青
關於「走路」或「步行」，其實索爾妮(Rebecca Solnit)在她的《浪遊之歌﹕走路的歷史》(Wanderlust)已經談得很多了，手捧着葛霍的《走路，也是一種哲學》，卻忽而想起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最後一章，曾經談論起尼采在席斯瑪莉亞(Sils Maria)山間漫步構想《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時候，突然「一變成二」的體驗。所謂「一變成二」，是指自我內心產生了另一自我，跟我對話的精神狀態。這種內心對話，為什麼在席斯瑪莉亞山間發生，而不是在尼采晚年逗留的城市都林發生呢﹖想一想索爾妮的書，再想想鄂蘭藉以對孤獨和寂寞的解讀，然後回到葛霍的這本書，你便會發現葛霍所說的「走路」，絕對不是我們素常在街角上蹓躂或者上班下班上課下課的「走路」，而是讓走路完全獨立於生活所需的，成為一種精神活動的「走路」。
但這種「走路」與生活也是千絲萬縷的關係。正如作者在第二章所說的藍波，這位少年詩人畢生都在「走路」，但這是為了謀生，或許可以叫做「四出奔走」，不過藍波的這種「走路」與他的「生活」也變得難捨難分，他可以選擇不離家出走，但他不單選擇了出走，還選擇畢生都在「走路」。這意味着，即使我們的生活是生命最大的必然性，我們仍可以擁有選擇過哪種必然性的自由，而走路就是其中一種可以被自由選擇的生活。
古往今來許多赫赫有名的文人哲者，都選擇與走路為伴，例如梭羅、盧梭、惠特曼，甚至現代的達摩流浪者凱魯阿克。晚年的盧梭需要走路，因為他忍受不少世上的譭譽，需要離群索居去思考，他靠作曲把自己的心穩下來，他因為抗拒巴黎名流對他那篇早年論文《論藝術》的喝彩，於是徉徜於森林中，去營構那思想截然不同的論文《論人類不平等之起源與基礎》。同樣為了自己的哲學思想，尼采需要哲學，他需要攀上高峰以超越自己的肉體。
這種「走路」並不一定輕鬆，相反，它很可能意味脫離了社會的樊籠，卻完全置於大自然無情的轄制下。這不是鬧着玩，書中用了不少筆墨描寫自然風光，說是旖旎，不如說是嚴峻，這位主宰是原始也是寂靜，是變幻也是永恒，它既無情地沖洗着人的生命，也以強大而沉默的力量予人永恒的哲思。大自然的嚴酷也磨練出宗教朝聖者的虔誠，「朝聖者」這個詞來自拉丁文詞語peregrinnus，意即離鄉別井的人，這也符合書中所呈現的走路者形象，遠離自己生長的地方，甚至遠離人的社會。從一個反面的例子--犬儒哲學家--身上，我們也恰恰看到了「走路者」的特質，犬儒哲學家畢生四處流浪，以四海為家。
不過從朝聖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柏拉圖相似的特質。柏拉圖關心的是人世的理想國，不關心處於人類城邦以外的自然世界，在《斐德若篇》也看得出他對散步興趣缺缺，但根據哲學傳記作家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記載，柏拉圖就像阿里士多德一樣邊踱步邊教學，至於服膺於自然之下的犬儒哲學家，更不用說了。而朝聖者也關注一個理想國，不過那是在天上﹔他們也關心來世的重生，而且會為了到達一個聖地而歷盡艱險。
作者對於不同哲學流派的走路觀很值得思考，因為走路觀深深反映出該流派的宇宙觀和哲學觀，而犬儒派哲學家則把以天地為家的信念貫徹在他們到處流浪的生活中，這種哲學讓生命聽任自然的主宰，無視國家或禮法的存在。雖然作者在書中稱道「走路者」追求自由無拘的志向，可是這種自由是以嚴格要求自我棄絕作為前設的，而且是毫不間斷地活在走路之中，並非偶爾離開人群去走走路而已。
在本書開頭，作者已經區分了康德的漫步、運動員的跑步和書中要說的走路。對康德這位嚴格規律生活的哲學家而言，散步只是讓長久浸淫在書卷的身體平衡一下，而且康德還不讓這種漫步干涉到生活的規律。而運動員不管是跑步還是競走，身體都受着嚴格訓練的管轄，而且有着與其他參賽者競爭的實際目的。唯獨流浪者和朝聖者的走路，身體不受人為的管轄，卻又受到大自然最為嚴峻的宰制，既去除了一切人為的目的，卻又變成以宗教作為目的。
如果說康德的漫步是「漫步」，不如說是一種養生策略，康德的漫步節奏像樂譜一般絲毫不差，而且一板一眼地被規限的，相反，尼采的踱步可謂一次漫長的旅程。但從這一板一眼的漫步中，作者不單看到必要性，更看到一種欲控制身體的意志，這種節奏的必然性說到底也是一種自由意志的體現，雖說它的弔詭恰好在於走路節奏的單調重複和走路者重複節奏時的欣喜快樂。難道古典音樂不也是這樣透過節奏旋律不斷重複來讓聽者感到欣喜嗎﹖
而這種重複更是讓一個人專注於自身的追求上，就像天主教和西藏佛教反覆吟誦的句子一樣，讓人摒除雜念，而且心靈與肉體從步行的節奏得以合一。相比起鄂蘭以內在對話摒除現代人的孤寂，葛霍所述說的其實又是一種透過宗教式嚴格律己以驅向神往境界的體驗，為走路者加上了一道不起眼的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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