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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綺平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西方均出現激烈的學生運動，中國有紅衛兵，美國學生反越戰，法國學生則高舉「要做愛，不要戰爭」。他們以不同形式，宣洩年輕人的不滿情緒和憤怒。他們精力旺盛，除了抗爭運動，還有「嬉皮士」和「崩」族湧現，「怒與樂」搖滾樂盛極一時。這個時代的反傳統文化，影響深遠。歷史學家認為，六十年代是年輕人最反叛的年代。
今天的大學生依然反叛，搞抗爭，但他們並非為了追尋自由和真理，而是盲從因襲，拒絕異見。別以為香港的大學生行為「惡劣」，英美大學生的「叛逆」，有過之而無不及。英國報章將他們形容為「斯塔西」（Stasi），目前是學界的黑暗期。
「斯塔西」是前東德情報組織，屬於政治警察，專門搜集情報，監聽監視。最近《每日郵報》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英國的大學生行為墮落，猶如「斯塔西」。大學應該是尋找新知識的堡壘，可惜學生卻墨守成規，認為異見者是冒犯了自己的政治正確，強迫他們離校。
文章舉出幾個例子，如劍橋大學史學權威史塔基（David Starkey），精通都鐸王朝，曾經擔任電視學術節目主持，是一系列關於英國君王節目的顧問。最近劍橋拍攝了一部宣傳影片用作籌款，學生會認為史塔基在片中的說話屬於「種族和性別歧視」，他們發起抗議行動，結果，校方被迫將史塔基的片段刪除。
劍橋大學文學博士、著名女權主義者和思想家格里爾（Germaine Greer），一九七零年出版了《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二十年間再版十八次，名列西方七大女性主義著作之一，她深深地影響了新一代女性的思想和生活。但是，最近因為格里爾說了「變性女人不是女人」的言論，學生譴責她「褻瀆神靈」，要求校方禁止她再講課。校方被迫順從。
居英的伊朗人權活動分子納美茲（Maryam Namazie），因為公開批評伊斯蘭極端教義，華威大學學生會擔心她「傷害」校內回教學生，禁止她來講學。納美茲有一句名言：「權利、平等和尊重，是對人，而不是對宗教或信仰。」她的缺席，是華威大學學生的損失。
倫敦大學學生會因為擔心德國著名哲學家尼采的右派觀點影響青年人思維，禁止校內成立尼采閱讀小組。而另外兩所大學的學生，卻將一些極左雜誌燒毀。
英國大學生的「斯塔西」行徑，對比美國的學生運動，小巫見大巫。《紐約時報》署名文章認為，美國大學生正展開一場堅定的意識形態鬥爭，這場運動如火如荼，情況愈來愈惡劣。
文章舉例，耶魯大學學生竟然將萬聖節的化妝活動，視為「文化盜用」，舉行示威抗議。
普林斯頓大學學生會則要「鏟除」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禁止他的名字出現在校內。威爾遜畢業於該校，一九一二年就任總統期間，雖引入種族隔離制度，允許電車實施種族隔離。但是，威爾遜任內建樹良多，他帶領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威爾遜讀普林斯頓時，是學生報編輯和足球會會長，還組織了學生會。普林斯頓為紀念這位優秀學生，後來設立了威爾遜獎學金和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威爾遜的名字佈滿校內每一角落。
美國大學近年的種族歧視之爭逐趨白熱化，普林斯頓的激進學生緊跟潮流，將威爾遜揪出來批鬥。他們組織罷課靜坐示威行動，二百多人參與。學生更通宵佔領校長辦公室，迫校長簽署協議，承認威爾遜是種族主義者，並將他的名字鏟除。校長被迫屈服。
美國加州的克萊門麥肯納大學亦發生類似例子，學生舉行絕食示威，抗議學監在備忘錄裡寫道：「幫助那些未能配合校方模式的少數族裔學生」。這句涉嫌「種族歧視」的說話，導致學監辭職。
英國《泰晤士報》指出，教育是依附在不同的、互相競賽的觀念衝擊裡，就算這些觀念不對，也應該包容和聆聽。只有這樣，社會才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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