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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片《讀中文系的人》
在《他們在島嶼寫作2》文學大師系列電影中，關於林文月的記錄電影，名字叫做「讀中文系的人」。這個名字來源於林文月早年的一篇文章，光看這幾個字，只是一種平淡直言，說不上什麼波瀾，但直到見到林文月本人，她那種內斂淡然又沉着務實的感覺，會讓你突然覺得，這幾個字放在她的身上，有種「剛剛好」的妥帖。
紀錄片拍了將近三年，攝製組追着林文月美國、日本、台灣、上海到處跑，很難想像斯文內向的她怎麼會接受這麼一個耗時費力的邀約。「我也忘了是怎麼答應的，反正就是被他們給感動了。拍的時候很緊張。我比較害羞，就很不自在，浪費了他們很多時間。做演員還真難啊，有一次，就是拍我走過去，他們叫我走了三遍才行。」她微微笑起來。■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林文月的外祖父是連橫，表弟是連戰，但她為人低調，鮮有提起自己的家族。她通曉中、日文，最為人熟知的，是翻譯了日本文學巨著《源氏物語》，這個譯本到今日仍被奉為經典。
改讀中文系 就是「任性」
可回過頭一看，這個「讀中文系的人」當年考入台大中文系，有那麼點「任性」，也有那麼些「懵懵懂懂」。「當時大家對讀中文系的小孩不是很了解，甚至開玩笑時會覺得讀中文的人是舊時代的人，是比較呆板的。我的老師（台靜農）就和我說過，他是燕大的學生，做學生時別人就和他說：以後至少可以去路邊擺個測字攤給人家算命吧。這就是一般人對讀中文系的人的想像，也許有一點誇張。」
當時熱門的學系是外文系，成績比較好的學生都愛以此為志願，至於「穿長衫」的中文系，是乏人問津的。可林文月卻偏偏報了中文系。
「當時我是班長，去收大家的志願表，每個人填的都是外文系，包括我自己。收着收着我覺得，怎麼那麼俗氣，大家都一樣！」當時還沒有塗改液，她就用刀片刮去了「外」字，順着寫了個「中」字，就這樣考進了台大中文系。念完一年本來想轉系，又被當時的系主任勸阻了，就這樣讀書、畢業、教書，林文月成為了中文系的「榮譽成員」。
林文月記得，後來她到另外兩間大學演講，結束後學生陪她走到校門口，忍不住問她到底讀中文系的人是在幹什麼，她想了很久，以此為題寫成文章登在報紙上，就是《讀中文系的人》。「沒想到有一點廣告效果。」她笑着說，總算是破除了一點點社會對中文系的古怪想像。
林文月曾說，學術論文、散文、翻譯，就好像她的三個身份，這邊做累了，就換到那一邊中，也算是種休息。她早年也曾嘗試創作小說，但很快沒有繼續。「有一次我去和我的老師台先生聊，他是魯迅的學生，很愛護我。我給他看我的文章，寫的是一個農夫和農婦晚上幹完活後，在一起聊天。台先生對我說：『你的這個想法很好，問題是這兩個人都是大學生的感覺。』我從小在城市長大，沒有經歷過很窮困的生活，寫起來都是想像。我知道，這就是我的致命傷，我人生的面向太單純，沒有辦法去面對一個很廣大複雜的社會。加上當時中文系不像現在，沒有什麼教授小說的課程，我們的功課以論文為主，走的是傳統的路子。」
鑽研學術論文之餘，林文月愛上寫散文，筆意清澈，平淡之中有溫熱人情。我最喜歡她的《飲膳札記》，做得一手好菜的她表面上寫的是烹調佳餚的過程，實際上回憶師友，記錄「林氏家宴」的種種美好時光。廚房中的刀油鑊氣，全是人間煙火。
「翻譯」習慣從小就有
事實上，林文月與中文「相識甚晚」，她出生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就讀日本小學，一直以為自己是日本人。「當時學校只有我和妹妹是台灣人，我的母語其實是日文，家裡會講一點點台灣話，在外面又講一點上海話。鴉片戰爭後我們台灣人就變成了日本人，不是太了解中國文化，那時雖然住在上海，但也是在日本人活躍的地方。」1945年，日本天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學校中響起廣播，所有師生到大禮堂集合聽天皇的詔書，老師同學哭成一團，當時11、12歲的林文月也跟着痛哭。
「沒想到過了幾天，我們變成了戰勝國。」回憶往事林文月不禁唏噓，「我們其實不懂，是時代很大的命運蓋住了我們小的命運。」當時的上海日租界一片混亂，曾經受到日本人欺壓的本地人對留下來的台灣人並不待見。於是林文月的父親與一些台灣人組成小團體，打算到原日本海軍陸戰隊去向新進駐的中國將軍獻國旗，表示自己是忠於中國的。「當時要找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去獻旗，正好我是那個年紀，就讓我去。」一知半解的她走向前去，身上穿的卻還是來不及換下的日本學校制服。
局勢依舊動盪，林家唯有搬離上海前往台灣，匆匆坐貨船到基隆港上岸。「我媽媽出上海市時還穿着皮大衣，那是二月，到了基隆，看到岸上的台灣小孩都穿着短褲，背着包在賣冰棒，當時覺得很異國情調。話我們也不大聽得懂，我就從那小學六年級才開始學中文。當時的台灣人和我們一樣，不大會講國語，老師要頭一天先去上補習學校，然後再來用台灣話解釋給我們聽，這樣教國語。」
很長一段時間，林文月腦子裡都是很多種語言飛來飛去，「聽到中文，要在腦子中尋找日文，好像翻字典一樣，不然弄不清楚。」，「翻譯」對她來說早就成為了思維習慣。
「一股傻勁」翻譯《源氏物語》
儘管如此，後來接下《源氏物語》的翻譯工作實屬偶然，多年後林文月仍覺得自己膽子太大，「不知好歹」。當時林文月為了參加一個日本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寫了一篇關於日本文化的論文，論述《長恨歌》受到日本平安時期文學，特別是《源氏物語》的影響。論文以日文寫成，後來要在台灣發表時，為了讓不熟悉《源氏物語》的讀者理解內容，就將該書的第一帖《桐壺》譯作中文附在了後面，卻沒想到大部分讀者更喜歡這篇附文。當時出版社的社長就特地找到林文月，希望由她將《源氏物語》翻譯過來，面對這本堪稱日本《紅樓夢》的文學巨著，林文月硬着頭皮暫且接了下來，心裡卻發怵：「這是多大一個尾巴呀！」
「可我就是有一股傻勁，那就做吧！」要教書、照顧孩子、寫論文，現在又加上這個大型工程，林文月只能見縫插針，一有時間就譯上一段，一點點向前推進。當時她的書桌常年維持同一格局：稿紙放在中間，《源氏物語》的古本一本本排開，英文的譯本、谷崎潤一郎等的日文現代語翻譯本放在旁邊，再加上《源氏物語》的地圖等各種研究專書，「這張書桌變成了我書房中一個不能破壞的主角。」一擺就是五年多。
1978年的某個冬夜，林文月完成了《源氏物語》的全本翻譯，「家裡人都睡了，我寫上『全文譯畢』，想着多少年一直在想可以寫這四個字，但是越靠近這個時刻就越緊張。一邊希望它完成，但是又想像不到完成後會是什麼心情。放下筆的那一刻，沒想到我竟然很難過，有點想哭的感覺，好像和這個作者就要告別，而她是我這五年多每天都要去面對的。」
夜涼如水，她似乎感覺紫式部就站在她身後。這個特別的時刻，至今讓她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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