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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國森
忽然想起漢儒董仲舒。
到了今時今日，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漢武帝劉徹用了董仲舒「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這一條統一的「思想總綱」；仍然有許多人認為自漢武帝之後，中國學術思想就定了一尊，中國讀書人都變得不會思考云云。真相並非如此。
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劉詢曾有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霸道偏近法家、王道偏近儒家，如果用現代言語和概念，可以說霸道王道就是「法律」和「道德」這兩條現代社會最吃緊的支柱，缺一不可！法律與道德牽涉的範疇有重疊，也有獨立。有些事只關道德而無關法律；有些事倒過來只關法律無關道德；再有些事既涉道德、亦關法律。當然也有些事跟道德和法律都不沾邊。霸道也不是全不談道德，只是那一套道德標準跟儒家有差異。王道也不是全不談刑法，只不過不主張「持刑太深」。這「持刑太深」四字，是漢宣帝的兒子漢元帝劉奭對父親的規勸，當時漢元帝仍是太子。漢宣帝嘆道：「亂我家者，太子也！」宣帝在位二十多年，元帝在位十多年。元帝繼位，西漢朝才進入「崇尚儒術」的時代。
宋儒朱熹的《白鹿洞書院學規》中有一條「處事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句話引用了董仲舒的名句，只是將其中「誼」字改為「義」。誼與義相通，最基本的「義」其實就是「適宜」。現代漢語多藉用外語文法來分析，「正其義」的「正」和「明其道」的「明」都作動詞用，這樣的說法或可幫助年輕人了解當中的意趣。這個「處事之要」說明讀書人應該端正和彰明適宜社會的道理，不為私利、不為功名。
近幾年香港忽然頗見動盪，社會上道德和體制內的法治都受到嚴重挫傷。道德的功能是鼓勵人做好事，法律的功能則是防止人做壞事。道德很難為人帶來實際的好處，只能提升個人的名譽和精神愉快；法律則讓犯法之人受到制裁，明令罪犯要受刑，以示阻嚇。今時今日，香港似陷入霸道不明、王道不顯的困局。有點似「我的朋友查良鏞」小說《鹿鼎記》中神龍教的一段，書中武藝低微的小孩，可以任意羞辱教中的「老兄弟」，哪怕是在江湖上享有盛名的名人。連主角韋小寶也為「胖頭陀」感到難受，這個「胖頭陀」可是有能力在少林「十八羅漢」跟前搶走韋小寶的高手。
大人物也慨歎香港的法治受損，並預見如果不重回正軌，惡果將要由全體香港市民承擔。筆者以為道德受損的禍害比法治受損還要大得多，英國法律界名人丹寧曾有言：「沒有信仰就沒有道德，沒有道德就沒有法律。」信焉！
「正其道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傳統中國讀書人的信仰，有這樣的信仰，才能夠堅持道德，守護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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