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玉英 尉瑋 攝霍玉英對圖畫書有種特別的感情。「圖畫書有種療癒的作用，裡面幾乎都是正面的能量。」曾經靠着圖畫書的慰藉走出情緒低谷的她，認為雖然其主要對象是兒童，但大人看了一樣暖心。
從2013年開始，霍玉英擔任會長的香港兒童文學文化協會開始主辦香港圖畫書創作獎，今年剛公佈了第二屆獲獎者名單。鼓勵本地原創圖畫書創作，任重道遠，霍玉英說，不急，我們慢慢來。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Picture Book一詞來源於西方，譯過來是「圖畫書」，日本後來發展出「繪本」的概念，深受其影響的台灣亦沿用這一名詞；相比之下，霍玉英還是偏好「圖畫書」的簡單直接。
原創作品難突圍
專注兒童文學教研工作多年的霍玉英，近年來時常到內地演講，與台灣同行亦聯繫緊密。她說，內地曾經很早就有圖畫書的萌芽，可惜後來中斷了發展，直到近年因為市場需求熱烈而奮起直追；台灣受到日本的影響，多年前就不斷引入日本及外國的圖畫書，至今已發展得較為成熟。相比之下，香港起步晚，發展得也較為緩慢。
圖畫書的創作周期長，製作成本又高，對於創作者與出版社來說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這和市場、閱讀人口很有關係。歐洲的閱讀市場大，花兩三年時間去做一本書還OK--其實現在出版業走下坡，也不是那麼OK了，但起碼好些。但是香港，繁體字書，主要的閱讀人口就是香港和台灣，就算書能衝出香港，銷往台灣，人數始終有限。做圖畫書對出版社來說其實是很冒險的。」再加上外國積累多年，不乏經典佳作，與其消耗時間成本來出版原創作品，本地出版社更傾向於直接購買版權製作中文版。「歐美那麼多經典，就算只看每年的凱迪克獎獲獎作品，都有排讀有排買。出版社這不是媚外，而是很自然的選擇。」
情況好像很灰？霍玉英倒不這樣認為，「在整個出版業下跌的環境中，兒童書的處境仍比成人書好，因為家長肯在小朋友身上花錢，加上考慮到不想小孩子太早接觸iPad等電子產品，紙質閱讀仍然是首選。近十年來，香港家長也越來越重視這方面。雖然總有人說香港不重視閱讀，但統計數字是否能準確體現具體家庭的情況，那也未必。」她認為，香港雖然起步遲，但是是自由社會，面向東西方文化，更不乏擅長繪圖的創作者。只是這些人往往淹沒在翻譯作品為主的市場中，難以被看見。「所以我們打造香港圖畫書創作獎，就是要做這樣一個平台。」
揣摩「兒童觀點」
怎麼樣的作品才是優秀的原創圖畫書呢？台灣有許多作者，選擇將本土文化元素放進圖畫書這一載體中，讓小讀者從小親切接觸。霍玉英則認為，比起是否表達本土文化，作品的「兒童性」更為關鍵。
「圖畫書的讀者對象是兒童，雖然現在它的議題很多元化，戰爭、死亡、同性等話題都有，但其內容仍是關乎兒童成長的所有東西。從這一點上說，沒有什麼東西方文化之分，就是面向小孩子。符合小孩子的天性，他們的好奇、愛玩、無目的的目的，這個是最重要。所以如果是純粹要做兒童文學或圖畫書的時候，焦點應該回到小孩子身上。」
例如第二屆香港圖畫書創作獎首獎得主《你會咚咚咚嗎？》，整個故事用令人好奇的聲音「咚」串聯。小男孩和不同動物的對話，幽默又充滿童趣。最後才揭曉，原來「咚咚咚」對小男孩來說就是去便便的聲音。故事靈感來自作者張韻珊與兒子的日常生活，「對於小孩子來說，從小痰罐到坐到廁所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生活中的微小事物對小朋友來說意義是不同的。」霍玉英說，作品成功把握住小朋友的好奇心，也從小孩子的視角出發去講故事，「老實說，從小朋友的角度出發未必就是兒童觀點哦，如果創作者放太多大人的角度進去，主角看着是小孩，其實是大人來的。」創作者畢竟是成人，作品完全避免大人的痕跡是不可能的，但霍玉英認為，創作者通過廣泛閱讀不同的兒童作品，自然會對「兒童觀」有更細節的把握，加上日常生活中持續不懈地對小朋友進行觀察，圖畫書的創作絕對有規律可循。
細節見功夫
近年來，兩岸三地圖畫書市場需求見長，也有作者和出版社嘗試用圖畫書的形式來打造出版品，出來的效果見仁見智。台灣方面比較成功的例子有上期曾介紹過的《紅色在唱歌》，將著名油畫畫家陳澄波的畫作用童詩詩人林世仁的詩句來串聯，提供給讀者另一個閱讀角度。
在香港和內地，近年來則多了出版社找來著名作家的短篇名作配上圖畫出版。對此，霍玉英持保留態度，認為其中有不少誤區。「一個故事配上圖畫就是圖畫書嗎？不是這樣的。」她強調，圖畫書是一種專門的創作類別，其語言包括文本的語言和圖畫的語言，「如果作者對這兩種語言都能掌握，然後將經典故事進行改寫，我沒有異議；但如果只是將一些散文名篇配上圖畫，那只能算是插圖書，而非圖畫書。這些文字也許是很好的散文文本，但未必是優秀的圖畫書文本；也並不是因為文字短小就適合小朋友去閱讀。」
那好的圖畫書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簡單說，圖畫書就是圖畫結合文字去寫一個關於小朋友的故事。圖畫書可以沒有字，成為『無字書』，但不能沒有圖。」更重要的是，圖畫書的文和圖要有互動，進而營造想像的空間。「圖畫書的圖文配合有很重要的原則--文字講了的圖不再講，圖已經表達了的文字不再重複。如果圖和文重複表達一個內容，留給小朋友的想像性和延展性就會減弱。」圖文不重複，互相錯位營造張力，著名圖畫書作家雍．卡拉森（Jon Klassen）奪得2013年美國凱迪克獎金獎的作品《這不是我的帽子》就是絕佳的例子。小魚偷了大魚的帽子，抱着僥倖之心逃跑，卻不知道大魚已經緊追其後。文字上，一直寫的是小魚沾沾自喜的心理活動，圖畫的卻是截然相反的現實情況。最後的open ending也令小朋友遐想--到底小魚成功逃跑了嗎？
霍玉英說，好的圖畫書中大有乾坤，每一個細節都可堪咀嚼。書的尺寸、紙質，是橫開本還是豎開本，封面和封底圖畫如何呼應，書籍的蝴蝶頁（扉頁）應該用什麼顏色、圖案......所有的這些都與書的內容和美術風格緊密相連，好的編排會讓讀者覺得閱讀是一次圓滿的旅行，而每個小角落都沒有浪費，越挖越有驚喜。
經驗編輯最缺乏
這其中，圖畫書編輯的作用就顯得十分重要，然而這也正是香港，甚至華文社會圖畫書出版中的一大短板。「編輯要能擔任橋樑，將文字與圖畫創作者相互聯繫、緊密配合。就算是自寫自畫的作者，多數也以畫為主，文字能表達得很圓滿嗎？未必。其實老實講，很多時候要編輯幫手的。編輯也要很有眼光，看很多圖畫書，對圖畫書的出版和創作理念理解得很清晰，然後可以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給出意見。」
她以曾榮獲第一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首獎的作品《團圓》作為例子。該書英文版《A New Year's Reunion: A Chinese Story》曾獲選為紐約時報2011年最佳兒童圖畫書，並入選該年度美國紐約公立圖書館100本童書推薦書目。「在華文，或者東方社會中，哪怕日本版或韓國版，《團圓》封面都是父母和女兒一起睡覺。但去到西方，封面則變成了父母和女兒一起吃湯圓。對東方人來說，女兒擠在爸媽中間睡覺不知道多甜蜜，但這不是西方的文化，這個封面放到西方可能沒人買哦。這其中，編輯很重要，就算買了版權回來，編輯還是要依照情況來進行改變。」
但在華文社會，有豐富經驗的圖畫書編輯是最缺乏的。「台灣很想去做這一環，但也很難。所以我們大家現在都知道問題癥結所在，但目前來說很難去改變。」霍玉英說，「所以我們兒童文學文化協會現在的希望是，暫時先做到讓創作者了解兒童觀點，了解西方經典圖畫書創作中的一些模式，比如細節怎麼鋪，怎麼表達小孩子的情緒的宣洩等等。再下來才是編輯的培訓。」
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