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雨》作者：莫美，出版：作家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反映上世紀20年代中國農民運動的長篇小說，《墨雨》聚焦於湖南這個農民運動的風暴眼，通過對湘中地區農民運動全景式的歷史再現，真實透視出社會轉型時期的世道人心暴戾與貪婪、混亂與無序、顛覆與重構。正如巴爾扎克所言，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長篇歷史小說的使命就在於以文學的形式揭示秘史，啟示當代。《墨雨》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使命。
小說主人公書落殼，本是破落的敗家子，地地道道的痞子流氓，在迅速當上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後，嫖賭逍遙，無所不為，官報私仇，濫殺無辜，把原本安靜平和的楊柳鎮搞得動盪不安。書落殼以及開明士紳梅浩然、革命知識分子吳有如、革命黨人魯飛、梅思賢等一系列小說人物命運的沉浮，促使我思考以下三個問題：
一、書落殼的精神實質是什麼？書落殼與當時大多數中國下層農民並無二致，平時卑微低下，一旦受到某種鼓動，就會立刻變得狂熱無比。書落殼不僅受到了鼓動，而且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極其出色的鼓動者。當上農會委員長後，書落殼不僅享受着支配物質財富、限制他人自由、損害他人尊嚴的巨大權力，同時還帶着極大的滿足感變態地佔有着紅春子、大楊小楊姐妹，「張麻子搞得，我搞不得？」成功上位後的心理，與「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阿Q哲學實質上是一脈相承的。書落殼與阿Q的區別僅僅在於：阿Q的「惡」尚停留於其精神勝利法，而書落殼的「惡」卻是實實在在地發生着。書落殼的精神實質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共產黨宣言》裡定義的流氓無產者。因其流氓的特性，流氓無產者注定是無信仰、無操守的一群，他們擺脫了各種世俗的文化規範、道德秩序的約束，具有強烈的報復心理，他們的反叛性、暴力性和反民主性，對其所處的社會具有極強的腐蝕性和破壞力，書落殼的所作所為已經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二、書落殼的號召力從何而來？當舊的社會秩序被瓦解，其原有的價值體系必然會被重新構建。於是小說中女伶紅春子有奶就是娘睡在書落殼懷裡、勤儉致富的「貓販子」成了人們恥笑和打擊的對象、梅浩然這樣德高望重的鄉紳都可以被戴高帽遊街示眾。在「吃大戶」、隨意遊街鬥人甚至草菅人命等暴行中，書落殼是踐行者、指揮者，跟隨他的那些人原先都是鄙夷他的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其實，農民運動這樣的群體性歷史事件並非中國的專利，所以這樣的轉變亦非孤例。法國著名學者勒龐就曾驚訝於這樣一個事實：法國國民公會中那些最殘暴的成員，竟然都是些平常表現最為溫和的人。為此，他在《烏合之眾》分析指出：「任何一種精神結構都包含着各種性格的可能性，而環境的突變，卻會讓這種可能性表現得更為突出。這樣我們就會明白，當環境正常的時候，他們是一些合法的公民或是善良的官員，而當環境突變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那種邪惡與殘暴，就連他們自己都無法相信。」
三、書落殼還會再出現嗎？在小說的最後，梅浩然做了一個噩夢，夢見已被槍斃的書落殼又「邁着鵝步，一步一晃地」回來了。梅浩然說「確實沒想到，你不是死了嗎？」書落殼說「我確實死了，但我又活了。我是不會死的！」看到此處，確實令人不寒而慄。這是否意味着只要時機成熟，書落殼之類的人物還會死而復生，捲土重來呢？我認為這寄寓着作者更為敏銳、更為深刻、更有價值的反思，那就是歷史的錯誤不容重演，歷史的教訓要認真汲取。小說中革命知識分子、農民協會副委員長、共產黨員吳有如被殺前反省說：「我可以負責地說，我們搞錯了」從作者決定創作這部小說伊始，其實就已預設了一個反思歷史的基調，這一基調不動聲色地彌漫於整部小說，這正是這部小說最有價值之處。
范文瀾先生曾有言：歷史多麼無情而又有情，不遺忘每一個對歷史的貢獻，也不寬容每一個對歷史的障礙。《墨雨》以其春秋筆法、信史格調，通過對歷史無情與有情的生動傳達，對世道人心變與不變的深刻洞察，為中國當代文學貢獻出了一部堪稱精品的長篇歷史小說。■文：左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