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平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反映美國民眾對傳統華盛頓的政治運作模式，已感到極度失望和厭倦，寄望由「政治素人」打破悶局，重新洗牌。造成當下民怨沸騰的主因，或者並非領袖的個人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制度問題，正如一些學者所言，「特朗普現象」意外地揭示出，美國正在經歷政治衰敗。
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發生了集體爆發，美國經濟社會面臨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危機，亟待改革。於是，奧巴馬振臂一呼，以一句「改變」口號打動全美人心，並成功連任。然而8年過去了，美國社會階級關係依然緊張，族群矛盾依然對立，失業問題依然嚴重，寡頭精英依然紙醉金迷，貧苦百姓卻依然生活拮据。奧巴馬的「改變」只流於口號，人們期待的變革並未真正出現。
美國社會撕裂 民主制度失效
為何改革如此困難呢？其實，這與美國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在民主精神方面，美國人強調一人一票的平等權利，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也要尊重少數，並透過限制任期和定期改選，自我糾偏。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國實行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民主共和兩黨輪流執政，還有傳媒監督政府運作，儼然就是現代民主的典範。
的確，在種族相對單一，文化同質性高的社會，這樣的制度運作相對暢順。然而，隨着全球化與網絡化的推進，美國社會變得越來越多元，缺乏主流共識，「人人都是大佬」，誰也代表不了誰。再加上傳統的階級和族群問題，令美國社會陷入撕裂的邊緣。無論是誰上台，也將舉步維艱。因為執政者的政策也許獲得51%的人支持，但同時也意味着有49%的人反對。特朗普當選後的紛亂局面，正正顯示了民主制度在兩極化社會下的窘境︰少數拒絕服從多數，多數也拒絕尊重少數。
美國的憲政設計以制衡為宗旨，以穩定為前提，防止統治者一時失誤而導致社會倒退，但與此同時，也制約一切激烈的變革，即使是一些推動社會進步的政策，也遇到重重阻力，結果令社會動彈不得。
為了讓窮人也能負擔醫療費用，從羅斯福開始，歷任美國總統曾經嘗試過多少次醫改，結果全部以失敗告終，直至奧巴馬高票上台，排除萬難，運用行政命令強行推動。但特朗普上台之後，只要一個簽名，就能全面廢止這條歷盡艱辛而達成的法案。奧巴馬醫改清楚顯示，在對抗式的政治氣氛之下，要通過一條造福社會的法案，遠較反對政府的行動困難。兩黨為了各自利益互不相讓，三番四次將整個國家推至財政懸崖的邊緣。在議會的「拉布」策略下，只需要一個參議員，就能阻攔整個參議院對一項議案進行投票。
「行政主導」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礎
香港和台灣的情況也不遑多讓。幾十年來，兩地的自由派精英，紛紛對美國式的政治制度頂禮膜拜，事事講求制衡，甚至較美國為甚，其結果就是行政低效、立法拖延、政治內耗。只要少數人就能騎劫整個議會，否決甚或拖垮一些對社會整體有利的法案。在台北，機場捷運建了20年未能通車，大巨蛋更是落成無期。在香港，港珠澳大橋建設一波三折，西九文化區討論了20年仍是一片爛地。政治領袖也因為無法交出亮麗的成績表而黯然下台。由陳水扁到馬英九到蔡英文，由董建華到曾蔭權到梁振英，哪一個當選時不是意氣風發，眾望所歸？
回首150年的歷史，香港的政治體制完全可以稱之為「行政主導」，而不是「三權分立」。這也是香港行之有效，保持繁榮穩定的基礎。香港人在思考良好管治的時候，為何捨近逐遠，將自己的優勢制度置之不理？
曾經稱西方民主制度是「歷史終結」的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近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中，對民主制度作了深刻的反思。福山認為，秩序良好的社會離不開三塊基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他強調，三者的順序至關重要，民主並不是第一位，強政府才是。
應對複雜情況 需堅強有力領袖
福山指出，印度有（效率低下的）法治和（混亂的）民主問責，但中央政府的權威相對較弱，3個條件中滿足2個算不上很差，但遠未大功告成。他認為中國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但法治和民主問責較弱，滿足了3個條件的1個半，但中國的順序是正確的。他又建議美國改良政治體系，削弱否決權，並精簡決策流程。
特朗普或許未必有深厚的從政資歷，但作為成功的企業家，他顯然明白到強政勵治的重要，這就是為何他會在競選中，勇於樹立強人形象，並毫不吝嗇表達對普京的欣賞。
歷史顯示，越是面對艱難複雜的社會情況，越需要堅強有力的領袖，推動國家改革向前。特朗普是否具備強人領袖的魄力，突破傳統利益團體的阻力，彌合社會矛盾，革新政治制度，只好留待歷史去作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