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而言，有着「當代達·芬奇」之稱的意大利符號學家、著名作家翁貝托．埃科（Umberto Eco，又譯「安伯托．艾柯」；1932年1月5日-2016年2月19日）都是知識和品位的象徵。
今年2月19日恰逢埃科逝世一周年紀念日之際，他的第7部小說，也是他逝世前撰寫的最後一部小說《試刊號》被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出版。相較於前6部（《玫瑰的名字》、《傅科擺》、《昨日之島》、《波多里諾》、《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和《布拉格墓地》）不時點綴着拉丁文，需要具備一定中世紀歷史知識或學術背景方能讀懂，《試刊號》顯得頗為有趣和輕快。「今天早上，水龍頭不再向外滴水」--小說開篇就設置了一個懸念，引誘人們步入他層層邏輯蓋起的敘事迷宮。■文：潘啟雯
《試刊號》聚焦1992年意大利米蘭的新聞業故事：小說的敘事者科洛納是個50多歲的自由撰稿人，加入了一份正在籌備的日報--《明日報》。在電視和廣播興盛的時代，報紙的滯後性不言而喻，因此，《明日報》立志講述「明日即將發生的事件」，通過深入調查，在新聞領域擁有某種「預見性」。他們精心研究過去的新聞，試圖編出一份模擬的「創刊號」。這份虛構的報紙有個想借此出名的副主編和另一個想以報紙內容作為要挾手段混入意大利頂層權力社會的影子資助人。科洛納的兩個同事：副主編布拉加多齊奧是個「狂熱的陰謀論愛好者」，他在私下調查聳人聽聞的「陰謀論」--墨索里尼並沒有死在1945年，而是參與了一系列戰後的意大利政治事件；瑪雅則是個患有輕度自閉症的大學肄業文藝女青年，她不切實際地做着靠寫作改變世界的大頭夢，鬱鬱不得志，因此尖酸刻薄，滿腹牢騷......整部小說遊走於充滿奇思妙想的虛擬世界和予人啟發的哲思之間。
諷刺媒體環境
宛若小說開篇留下「水龍頭不再向外滴水」的懸念，之後確實引發了一系列驚天的「秘密」--隨着布拉加多齊奧一次次在夜晚「潛入」米蘭的心臟地帶，墨索里尼的死亡之謎彷彿就要被揭開。這個謎團也成為20世紀意大利其他謎團的匯集之處：陰謀、貪污、黑社會、政要與名人、秘密警察，甚至連梵蒂岡教皇國，也沒有能夠脫掉關係。正當人們懷疑布拉加多齊奧走火入魔時，他卻在一天早晨慘遭殺害。作為知曉內情的科洛納，也開始了逃亡之旅......小說漸漸展開，埃科在嬉笑怒罵的背後，有對自己的國家、對媒體遊戲和政壇腐敗的真實痛感。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明日報》根本從未問世，連一期「試刊號」也沒完成。在網絡時代還沒有到來，臉書、微博、微信、自媒體之類的一派火紅的亂局更是遙遠得很的時期，埃科無疑是想借用小說《試刊號》譏諷20世紀90年代的意大利小報生態。而小說從1992年的「淨手運動」開始，並選擇報紙和那個時代作為小說的背景，並非是因為他缺乏對未來媒體的「預見性」，而是因為它代表着那個社會所患有的一種嚴重的疾病，也就是把不正常、不合法、問題與陰謀，都當做是最為正常的狀態。
眾所周知，1992年是意大利「淨手運動」的起始之年，那場旨在反腐肅貪的運動引發了當時意大利的政壇大地震，檢察官前後共發出4,600份拘押令和25,000份司法調查通知，8名前總理受到牽連（5名前總理遭到起訴，3名被判有罪），10多名前政府部長和近三分之一的兩院議員被控涉案，超過12,000人受到調查，約5,000名商人和政治人物被捕......當許多官員、企業家落馬，大家都覺得意大利應該走向更為光明的時期，埃科卻觀察到事實並非如大家期望的一樣，他在小說中表達了這種失望。只不過，埃科這位「文學頑童」處理這類話題的方式可謂是「舉重若輕」。比如在小說裡，他是這樣談論新聞「原則」的：「不要過多地涉及文化，因為我們的讀者不讀書......要使作者的形象凸顯出來，或許還包括表現他的怪癖和弱點」；「並非新聞創造報紙，而是報紙創造新聞。懂得如何將四條不同的新聞放在一起發表，就意味着向讀者提供了第五條新聞」。
別國在20世紀的政治風雲也許離我們今天生活有一定距離，但小說《試刊號》中對於媒體環境的諷刺或許對我們也有啟示。埃科生前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自己身處的媒體時代有些病態，大家追蹤各種消息，每天看新聞，但是頭一天看到的新聞，第二天就會被更新，或者被遺忘，「故事裡的新聞人死掉以後，編輯部就解散了。大家並沒有產生獨立的思考，新聞成了過眼雲煙，並沒有真正產生什麼影響。」這個故事或許正是埃科為今天的時代留下的一點警示。
通俗外殼下的知識體系
出道之初，埃科就曾利用符號學去研究建築的政治文化涵義、大眾文化的神秘餘韻以及通俗小說的神聖蘊藉。他設立第一個符號學教席（1971年，博洛尼亞大學），組織第一屆世界符號學研討會並任秘書長（1974年），他的《符號學理論》（1975年）已經成為這門學科的經典之作。他置身於當代學術脈絡之中，推進了符號學走出結構主義的「圍城」，從符號轉向文本，從文本轉向讀者。坦率言之，埃科的理論說法算不得什麼高論。但他的獨樹一幟之處，在於用「奇幻體」文學形式展示他的符號學思想。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推出的《玫瑰的名字》、《傅科擺》、《昨日之島》、《波多里諾》、《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和《布拉格墓地》等小說被譯成近50種文字，幾乎成為了暢銷小說的代名詞。
埃科的《玫瑰的名字》，用偵探小說為架構演繹了追尋神秘手稿的驚險故事。這部作品改變了1960年代流行的「後現代派文學」作品晦澀難懂的形象，重新獲得了大眾讀者的青睞。可以說，埃科成功地對偵探小說和歷史小說進行了移花接木般的戲仿，在中世紀宗教文化的內核上套了鮮活的當代文學的外殼，做到了雅俗共賞，也闡明了理性和信仰、神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
接下來，《傅科擺》的寫作不僅揭破了逼真創作的幻象，而且也借此揭破了歷史創作自身的幻覺。《昨日之島》則描繪了當中世紀即將結束、新時代的科學主義與文藝復興來臨的時刻，人類的困難境遇。到《波多里諾》，埃科講述了一個騙子創造歷史的故事；之後的《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和《布拉格墓地》，兩者的奇幻形式都在於包裝了埃科的「懷疑論」：歷史莫不是以說謊者為主角、以謊言為基礎而建立在虛空之中的美妙奇境？同樣，這個問題是啟蒙所無法迴避卻無法回答的。
現在回過頭來，20世紀的小說發展道路有很多條，而埃科走出一條他自己的獨特道路：從《玫瑰的名字》到《試刊號》，他都用奇特的文學想像，串連起歐洲當下乃至中世紀的歷史與文化，帶給人們一個全新的想像世界。他的小說都有一個通俗小說的外殼，但是裡面卻包裹着龐雜的知識體系，這種龐雜的知識體系又被他演繹成引人入勝的故事。而他一方面創造着一個個虛構的文學世界，另一方面又機智地拆掉了自己剛剛搭起來的小說積木，把它們變成了某種「空無」，這或許正是埃科最厲害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