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盈慧
提到「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五四運動，筆者最感興趣的，還是「五四文學」那個話題，有年在報館工作，同事中有個朝氣勃勃的青春派女作者，讀到其中一篇專欄文字，很不屑地說了一句︰「五四文筆 ! 」
怎麼好好一個新文化運動，一下子就老化得那麼不堪 ! 明白到她一貫行文風格飛砂走石，相對之下，就知道她說的「五四文筆」是什麼一回事了，從而也就開始認識到文字上的代溝。
但是好幾代的中學生，國文課誰不讀過五四期間作者如朱自清、巴金、魯迅、冰心、徐志摩等的文章。就算跟五四時期的新文藝隔了幾個年代，還是依然感受到那股文藝氣息。不過中學畢業之後，再遠一些日子，多看五四作家的文字，尤其是當時極力推行白話那些作家的白話文，才漸漸發覺他們都有個共通點，就是喜歡大量用到「的」字，這些作家，大都出過洋，留過學，受過高深西洋教育，十九世紀初葉首批受過西洋洗禮的留學生，可真都是天之驕子，言行自不然令不少學子為之傾倒了，正因為這樣，他們腦海裡經過外文初稿再演繹成中文的「白話」，一時便成了「反傳統」的時髦象徵。
而那個時期學者的論文，也開始在適當時候夾雜一段英文，當然為了闡清文意，的確有此必要，但似乎有時也無此必要，不過風氣往後就由盛至而近於濫。某次在一份學生刊物裡，看到有篇大文，作者在男孩子之後，還在兩個括號中附註上BOY字。
五四期間作者推動的白話，今日看來，也真只可視為另類白話，在推動「五四白話」之前，我們古典小說中如《拍案驚奇》、《水滸傳》、《西遊記》中的白話，不是更清晰流暢嗎？
五四期間最「文」風不動的還是豐子愷，他老人家談西洋畫談音樂，文中都無多餘「的」字，不算「五四文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