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長期以日本乃至東亞社會為觀察與研究對象、被認為是美國唯一一位對中日韓三國事務都精通的學者，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在學術生涯之初的1957年就曾接受自己的導師、美國傑出社會學家弗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是著名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的妻子)「你從來沒有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又如何理解美國社會？應該負笈海外，在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並沉浸其間」的教誨，並意識到如果一個社會學家缺乏在不同文化生活的經歷，就無法真正理解美國本國社會。
於是，1958至1960年間，傅高義和妻子蘇珊娜前往東瀛，在日本東京近郊「M町」（即「真間町」，Mama-cho，千葉縣市川市的一個行政區，郭沫若和他的日裔妻兒也在此居住過，現為郭沫若紀念館）進行社會學田野調查，深描戰後日本社會快速變遷之際的「新中產階級」和他們的家庭。基於這項研究，傅高義於1963年出版《日本新中產階級》（上海譯文出版社剛於今年5月翻譯出版中文版）。
50多年過去了，當年的「日本第一」和現在的「崛起的大國」，當年的「日本新中產階級」和內地近年火熱討論的「中產」話題，雖說隔了半個多世紀，卻幾乎有着驚人的相似性。傅高義的日本觀察之於當下的我們，不僅遠未過時，或許還將成為一面映照我們自身的有益鏡子。■文：潘啟雯
崛起的「工薪族」
在旅日的兩年間，傅高義和蘇珊娜請當地小學校長配合挑選了6戶家庭，每周進行大量訪談和田野調查，其《日本新中產階級》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呈現了當時日本新中產階級的生活情景與家庭百態。
戰後，日本在1950年代興起了大規模產業革命，產業結構中的服務業比重大幅度提高，與此相伴隨的是大量白領工作人群的出現。迅速成長的社會知識精英和一般職員、政府行政人員、學校教師、醫生、律師、技師等掌握各種專業技能的人群，形成了一個不是僅僅以財產和收入，而是以職業、生活方式、觀念意識等綜合特徵為標誌的「新中產階級」。
在傅高義看來，這些迅速成長起來的「新中產階級」，既見證了所謂「神武景氣」，也同樣為之努力奮鬥。與之相對，多為獨立小業主或地主群體的「老中產階級」則更樂於守住各自的一畝三分地，卻並未從1955年後開始的經濟騰飛中直接獲益，以至於不可避免地淡出歷史舞台。新中產階級的興起則成為了日本復興最重要的標誌，而擺脫貧困的日本中產家庭也開始迫不及待地進入大量消費的新時代。
由此，傅高義從工作、學校、家庭和社區出發，揭示了日本新中產階級或「工薪族」的別樣社會圖景：其一，「工薪族」的崛起，意義並不在其收入的多寡，而是他們所受僱的大型組織的出現及在戰後日本所處的引領變革的地位，正是後者賦予這一新興階級以可預期的收入、聲望和社會地位；其二，對「工薪族」的理解必須置於日本社會的脈絡之中，換言之不能脫離他們的家庭關係、友誼模式、生活條件和教育背景，正是這些因素使得「工薪族」在日本不僅是一種收入穩定的職業，更是一種令人嚮往的生活方式；其三，日本新中產階級的崛起並沒有引發階級間的對立與衝突，相反，它以文化擴佈的方式成為人們爭相獲得的一種新的理想生活方式。
傳統與現代的頡頏
與「老中產階級」相比，「新中產階級」最為吸引之處就是有穩定的薪酬以及可以預期的晉陞，相較於資產階級，工薪族的目標對於社會大眾來說，容易實現，因而「工薪族」代表了一種「光明新生活」。別小看那些穩定的薪酬，誠如美國學者威廉．賴．克里所說，那些穩定的薪酬具有文化定位和有效激勵的作用。因為人們對支持和安全、流動和價值的特定需要，而具有了特殊的社會功能：大家族系統為核心家庭所取代、個人主義價值觀的不斷增強、女性獨立與解放、家族企業讓位於大型組織和政府機構、人口從鄉村向城市的聚集，顯然都是拜它所賜。
傅高義對日本中產階級的研究和描述中，傳統與現代的頡頏始終隱含其間：像所有邁向工業化的國家一樣，100多年來，尤其是戰後以來，日本一樣出現了邁向現代的轉變，但是與工業化時期的歐美甚至近代以來的中國相比，日本「在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期間，高度的社會秩序卻依舊貫穿始終」。在傅高義看來，本該劇烈動盪的社會轉型所以會呈現出「一幅較為有序和受控的社會圖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惠於新中產階級或「工薪族」的崛起：正是「工薪族為社會上的非工薪族樹立了一種生活方式的範本，以此介導（mediate）西方化和工業化的直接衝擊」。
在1967年日本政府所做的「國民生活民意調查」中，有近9成受訪民眾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由此可見，日本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已然成形。這無疑也從側面驗證了傅高義的論斷：工薪族階層將會是戰後日本社會發展的穩定力量，進而形塑當代日本社會運作模式。
日「工薪族」追求國家認同
傅高義調查發現，社會的迅速變遷削弱了對傳統意識形態的信仰，卻沒有出現具備一致性而又被廣泛接受的新型價值體系。雖然缺乏對價值體系完整縝密的表達，但M町的居民對具體「什麼是值得追求的」卻有高度共識，即忠誠和能力。
M町的居民對國家充滿依戀，雖然感情複雜，但總體態度是積極的。他們認為自己和其他日本人一樣，同屬於一個獨一無二的種族、語言和文化（這是日本長期孤立於其他國家之外的結果）。人們不乏對國家的積極情緒，但如何在國家傳統中發現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則並非易事。「老中產階級」在與西方接觸時更多地以沙文主義和傳統復興的觀念予以回應，與此相反，絕大部分「工薪族」相信，日本必須使自己的傳統適應於當代。但國家認同的問題在於，如何在自己的傳統中發現既為日本所獨有，又適用於當代的元素？
一些日本人討論說，應該將日本強大的精神力量與西方優越的物質財富發展相結合，解決上述難題。但對於M町那些認為日本的傳統既淳樸、迷信、非理性，同時又帶着很強的封建色彩的居民而言，這個方案卻遠遠不足以解決難題。「二戰」之前，日本官方大肆宣揚其國家神話，稱其為千真萬確的事實，很明顯，這對於受過科學訓練的「工薪族」來說也是無法接受的。
在傅高義看來，日本「工薪族」面臨的問題是，在接受了現代科學和西方價值觀的優越性後，很難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遺存感到自豪--他們甚至不相信在這遺存中有所謂「獨特性」。如果說在其他國家，有關一個民族的獨特性的界定一直會在與不同國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斷地修訂，那麼與這些國家的公民有所不同，M町的「工薪族」對西方文化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的入侵缺乏應有的準備。
由此，包括M町在內的大多日本「工薪族」就處於這樣一個失調的位置：他們愛自己的國家，但按照自己越來越接受並踐行的西方標準，他們又很難再欣賞它。就像M町的居民很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一樣，他們也很在意西方怎麼看待日本。由於自身也不能確定究竟日本的何種特質具有價值或值得喜愛，他們熱切希望得到來自外國人的評價，盡一切可能贏得後者的尊重。
2016年7月，《經濟學人》發表特別報道稱：「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不知『中產階級』為何；2000年中產人數達五百萬；2016年兩億兩千五百萬；2020年預計中國中產人數將超過歐洲總人口。急速壯大的中產階級刺激了全球經濟的增長，也改變了中國。」2017年4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表示，中產階級支撐着社會的轉型與發展；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建設仍有待改善，中國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擴大中產階級的力量。
經濟發展必然伴隨着社會變革，過去的日本如此，當今的中國亦然。同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樣，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成為社會尤其是城市發展的中堅力量。閱讀《日本新中產階級》或許會有種「時空錯置」之感，它像一面鏡子，借由日本觀照我們在關鍵發展時期的焦慮和轉型陣痛，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