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然
細細數來，從幼稚園，到小學，到中學，到大學，有過多位老師。但印象深的，卻沒幾個。想起來，大概跟個性被動有關。我從來不是班上的活躍分子，屬於上課來下課走的那一類人。
但有幾個是記得的。特別是到了北京以後，一個是張少巖，英文老師，四九年之前，當過海關關長，講課有時會憶舊，說，那時我們穿着皮鞋，卡卡響。接着便說，不提這些了不提這些了。已過了青年時期但依然胸口別着團徽的伍繼廣老師，因為他是男六中團總支書記，專門給我們上哲學課。還有便是上海籍的化學老師汪冰華，高挑而漂亮，雖然一身藍衣藍褲，但在男校中卻矚目。但我跟他們都來往不多，並不熟悉。
上大學，輔導員先後是盧治恆和馮維素老師，也是接觸不多，盧老師有過一次個別談話，那是個星期天下午，從外面回校，按約定時間去看他，我們在東操場轉了兩圈，但到底說了些什麼，全都不記得了。猜想是做思想工作吧？那時時興「一幫一，一對紅」，我也不記得我跟誰一對紅了，只記得有過那麼一次閒聊。更多仰望的是我們感興趣的、德高望重的老師們。文革前黃藥眠教授已不能上堂，但文藝理論課他都旁聽，成為主講的年輕教師的靶子。到了文革，以他右派身份，免不了被批鬥，戴高帽，在操場過道上掃地。有一次我路過，聽見他在自我批判。陸宗達教授上過我們的訓詁課，最記得他講「永字八法」，並在黑板上寫下大大的「永」字。具體講什麼，我也不復記憶了。
只是聽同學說笑，有一次乘22路公共汽車，旁邊有個空位，她還沒坐下，斜刺裡伸出一支柺杖搶先霸位，一看，原來是陸先生。一見是同學，陸先生立刻縮回去。但她哪裡肯坐？其實，那時陸先生年事已高，別人是應該讓坐的呀！可是，當時大串聯，社會秩序都亂了，幾乎無人理會。
上古代漢語課的，是中文系主任蕭璋教授，據說他是京城四大名醫之後，但印象不深。反而是鄒曉麗教授，因為個別輔導過我，接觸較多；她當時還是年輕講師。李長之教授，因解放前寫過《魯迅批判》，名聲不小，但也因此惹禍，冬天時，我們經常見到他雙手互插在棉衣袖子裡，縮着脖子，匆匆在大字報區走過。鍾敬文教授是瘦高個，仙風道骨，似乎遭遇還好，但我沒有什麼接觸。最慘的是穆木天，有一晚，他在東操場看台上，坐化了。我們猜想是剛受到革命大批判吧？
接觸比較多的，還有俞敏教授。那時他被分到我們班，作為語言學專家，他曾揚言，一個人說三句話，他便可認出是什麼地方人氏。勞動課休息時同學纏着，要他分辨各人的籍貫，的確，他們一個個都被認出來了。輪到我時，卻失手了。他大奇，頻頻說，沒理由哇！後來打聽我的經歷，得知出生在萬隆，原籍客家，後到北京讀書，他才恍然，連聲說，怪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