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 倩
讀書愈多，我愈發覺得，閱讀是一個生命聆聽另一個生命，一顆心靈碰響另一顆心靈，縈繞在耳畔的聲響，那是靈魂的震顫。捧讀袁凌《青苔不會消失》這本特稿集，是源自三個關鍵詞：底層生存、不忍心、非虛構，接受採訪時他說：「活着是一個忍心的過程，你要忍住自己的心腸，不是說你沒有心腸。」
這使我想起阿列克謝耶維奇曾說過的一句話：「我是通過人說話的聲音來聆聽這個世界的，」其相同之處都是，面對他人生活或生存困境時的悲憫心，以文學切片來解剖現實之痛和人性複雜，給予溫暖的平視、細微的關照、長遠的思考，用隱忍而克制的筆觸，「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從而形成一種「去蔽」又「不迴避」的文學質地。用主持人柴靜的評論說：「他的寫作，是沉沒在這些人的命運裡，活上一遭，以作償還」，此償還，我認為就是愛的救贖。
礦難中的倖存者，致殘無力的塵肺病曠工，北京城中村大雜院混居做小生意的局外人，戰爭遺留下來的地雷村的殘疾村民，被漢江水污染的生靈，蘭考大火燒痛的棄嬰，高牆外的留守兒童......這本書由「卑微者、出生地、生死課」三部分組成，撲面而來的是觸目驚心的生存鏡像，真實而細膩的捕捉，雜糅和綿密的質地，將日常中那些容易被淹沒、被侮辱、被損害的邊緣群體呈現出來，使人在沉重壓抑中吞吐生死之嘆，省思個體之遇。
閱讀這本書是一次艱難跋涉，我多次中斷，停頓下來，審視自我：面對他人的不幸甚至不堪，你或許只有閉嘴的權利，然後轉身，積蓄更多勇氣去直面人生，完善自我。《血煤上的青苔》中，歷經礦難致殘的人們，用一個「熬」字不足以形容他們的苟活，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收拾大小便。黃國林大腿上的瘡口已經深到骨頭，塞着一坨衛生紙；雙目失明的鄒樹禮，重新學會家務和種地；坐在輪椅上的高章平衣服下面帶着尿管，他已經掌握大便的時間；王多權則是用雙手把自己萎縮的下肢翻過來，「像少年時在山上炭窯裡翻弄燒成的木炭」，但是，還有很多絕望了的難友倒在了尊嚴門檻外面。
記得作家史鐵生說過：「死不足惜，關鍵是活着。」在逼仄的生活面前，牢牢扼住命運的咽喉，活出一條路來，我從書中讀出太多掙扎而又顫抖的姿態。被塵肺病判了死刑的苦難曠工，呼吸就像利息高昂的賒欠，他們的餘生是一個拉長了的消音過程，久而久之，成為土地上的一道巨大裂痕，裂痕罅隙中反射的光最終也被塵土覆蓋。九歲女孩楊軒和奶奶的命運門檻，成為無法逾越的苦難大山：爸爸車禍身亡，媽媽改嫁離開，爺爺腦梗去世，唯一的小叔叔杳無音訊，只有堂屋地面上的青苔，無聲的修復着這個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袁凌的底層敘述，小人物的境遇錯綜交織，上一段還是甲和乙，下一段就過渡到丙和丁，然後寥寥幾句，又回到甲或丙，有種紀錄片式的黑白光影質地感。在《地雷上尋找家園》、《漢水和祈禱》、《大涼山生活：日常的和憂患的》，關照的是個體，也是所有人的遭際：無論是地雷遍佈的山村，被污染的漢江水，還是留守兒童和老人守望的大涼山，都讓人唏噓慨嘆，又不得不去思考：物質貧乏可以扶貧攻堅，精神貧瘠和自然貧血該拿什麼來治癒呢？就像作者所言：「眼下的漢江，勉力保持着舊日底色，似乎少年透明皮膚下的血管，細弱又全無防護，經歷着一場獻血手術，直到獻出全部血液，生命衰弱休克，卻不足以表明心跡。」
就像《砷冤的贖價》一文中，「沒有事物是免於毒性的，土地、河水、作物之外，每個村民和礦工都成了砷毒的一部分。」哪怕採取措施，環保人士、公益組織介入，在土地上種植草藥，但是，一噸的事後補救遠不及二両的事前預防，很難根除「『龔兆元們』腰際的一塊莓苔，就像吳家輝院子裡那些塌了一半的老屋，苔蘚已經侵入土牆內部。」
當然，大時代背景下，他沒有忽略那些特立獨行的靈魂，比如，詩人《海子：死於一場春天的風暴》，「從第一次乘夜班火車離開家鄉，他不論走出了多遠，卻從未反抗過鄉土給予他的這份饋贈和義務。」追憶海子是一種映照，看到卑微者的詩性光芒，也是袁凌內心愧疚的一種補償，一顆負傷的被折斷的麥子死去後，落在地裡長出更多的麥子來，暗合着他對家鄉的回饋。
袁凌有句話令我銘心：「在浮泛的事實、過剩的情緒和他們真實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他的止步，源自精神世界的秩序：從走出出生地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到入職四年返鄉後的吶喊《我們的命是這麼土》，再到重回媒體行業的低吟《青苔不會消失》，他念念不忘的是兒時六歲生日時外婆的「禮物」：煮熟的溫熱的雞蛋，和豬圈裡外婆拋擲鎳幣的堅實姿勢。所以，那些像青苔一樣卑微的活着的人，就成為了他筆下的主人公。「青苔是有價值的，它有生命，不是死的東西，那種沒有生命力的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東西，還比不上一個不那麼乾淨但是有生命力的東西。」他們（她們）不是時代的豐碑，也夠不上無名英雄。像土地一樣，不反射光線，但質地無可懷疑。他們貼近生存地面的在世方式，比消費體系追求的舒適更為可靠，也更訴諸內心的直覺，這種狀態被他稱為「修復式生存。」 沿着這條小徑，袁凌抵達內心，抑或是說，闖入他人世界的真實程度，取決於自我內心的勘探程度，惟有認識自己，積累更多經驗，才能反彈到一定高度，俯瞰世界，他無形中為「前進中的中國」做了卑微的見證：開在青苔之上的生命之花，沉默無語，體內蘊藉着聲勢浩大的風暴，在經歷人生倒春寒後，迎來春天的陽光。
當下，底層敘事與非虛構成為文學的一種新嘗試或者說新命題，比如，金宇澄的《回望》、梁鴻的《出梁莊記》、鄭小瓊的《女工記》等，不同於這些作品的常見手法，袁凌的寫作是超越記者身份的再探索，強調「經驗質地的可靠性」之餘，他還做着自我「減法」，「通過長期的關切，克服不適和打破隔閡，使外來者的視角內化」，如此苛刻做法既是考驗語言表達的錘煉，亦是剝離情感捲入的理性素養。比如，「不低到塵埃裡，就沒法理解大涼山人對於塵土和陽光的信任依賴，不觸到癱瘓礦工乾枯的下身，就不足以理解生命在漫長歲月中的煎熬萎縮。」
由此可見，非虛構不只是一種態度，更多的是一種誠實的精神：是「寫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倫理道德承諾」（李敬澤語），這樣一來，就不難理解書名的內涵，「青苔不會消失，只要世上還有，最後一個窮人」，暗喻卑微者的向上攀緣和不屈抗爭，指向的其實是芸芸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