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積廉在片場指揮電影拍攝。 受訪者供圖從影棚練習生到攝影機機工，再從攝影師到導演，1940年出生的余積廉在香港電影圈滾打了三十多年。在香港電影最為鼎盛的黃金時代，他曾與古天樂、任達華、胡慧中等知名演員合作，拍過《歡顏》、《決戰天門》、《少林達摩》、《摩登大食懶》等電影作品。然而，上世紀90年代，香港影業走入低迷，百餘家電影公司遭受重創，余積廉的公司也未能倖免，由此他從香港電影圈銷聲匿跡了。但這位「為愛隱居，為夢出山，並傾盡所有」做法近八旬的余積廉，因一部《踏雪尋梅》，令原來隱居小城數十年的他再度出山，重拾電影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業迎來了黃金時期，無論是明星陣容還是影片的數量、質量，都可謂空前絕後。尤其是武俠動作片，更是風靡全球，不但港澳觀眾趨之若鶩，就連東南亞、歐美也有大量影迷，香港因此被譽為「東方荷里活」。而此時的余積廉，也憑借《歡顏》、《決戰天門》等影片，在香港演藝圈日漸成名。1987年余積廉成立唯益影業公司，擔任獨立製片人。然而隨後，受到經濟衰退影響，電影業陷入惡劣處境，余積廉也不能倖免。
「為了吸引投資人，我不得不在酒桌上推杯換盞，但是那樣的生活令人十分厭倦」，余積廉每每回憶起當年的生活，觥籌交錯的記憶就接踵而來--「2萬元（港幣）一瓶的酒，啪啪連開兩瓶，8,000元（港幣）一份的魚翅，一人一份......擺闊氣、比排場，都是為了吸引人投資。」1991年，余積廉認識了比自己小28歲的重慶農村姑娘蔣雪梅，蔣雪梅對他說：「跟着你受窮我也不怕，我們可以一起回我的老家種田，我養活你。」余積廉被姑娘的純潔深深打動，反覆考量後，決定跟隨姑娘來到遙遠的重慶鄉村。
為電影把養家麵館關閉
2013年，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重慶北碚區天府鎮，見到了時年73歲的余積廉導演，彼時他與夫人蔣雪梅正一邊經營麵館，一邊拍攝動作片《踏雪尋梅》--這是他隱居重慶數十年後第一部出山之作。夫妻兩人為了籌措經費，將名下的房子抵押，每天吃着兩元一把的青菜，省吃儉用為經費四處奔波。小山村有個香港導演的事情迅速擴散，當地鄉親成群結隊來看熱鬧，但聽聞這個香港老頭為了電影抵押房產時，紛紛搖頭嘆氣，只有蔣雪梅一人笑瞇瞇地告訴記者：「他為了我付出了一切，是最好的丈夫，我只是想讓他圓夢。」
經過媒體報道，余積廉重新出山執導電影被老朋友張國柱得知，在老友幫助下，這部頗有八十年代武俠片風格的電影在數條院線順利上映，並收回全部投資款。《踏雪尋梅》的成功給了這位昔日的名導信心，夫妻兩人將經營十餘年的麵館關閉，專心投入到下一部電影的拍攝中。
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再次來到重慶天府鎮，見到了年已八旬的余積廉導演和夫人蔣雪梅。余積廉告訴記者，自己導演的《青春無限》已經殺青，夫人蔣雪梅又寫了一部劇本《桃色棒棒》，籌備開拍工作。
從前的麵館佔用了夫妻太多的精力，於是他們把麵館關閉，專心寫劇本、拍攝、籌款。余積廉非常自豪地告訴記者：「別看我老婆沒什麼文化，但是現在寫劇本非常棒，絕不次於專業編劇。」他一邊向記者展示《桃色棒棒》劇本一邊說：「你看，這段景色描寫，遠景、近景都有抓住！ 這是不是專業水平？」余積廉臉上一臉得意。而蔣雪梅則在旁邊微笑地補充：「這些都是余積廉教我的，我學這些很慢，但是他很有耐心，一點點培養我的寫作興趣。余積廉導演不僅是我的丈夫，更是我的老師，我的益友，我的指路人。」
在他們的第一部電影《踏雪尋梅》的籌款時，他們除了將自己的房子抵押給銀行外，還參加了內地某衛視一檔圓夢節目，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吳思遠在圓夢環節表示，他在重慶有100多塊屏幕，要拿出來讓他們的電影放映，老朋友張國柱、胡慧中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余積廉深知這樣無償的幫助是一種情義，但他作為一名藝術工作者，決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央求老友幫助、支持。《青春無限》和《桃色棒棒》的籌款，他必須自己完成。
籌經費吃了很多閉門羹
「我和老婆親自去找企業、拉贊助，去年拍攝《青春無限》的時候還有許多老闆給了我面子，覺得導演親自拜訪嘛！有的贊助十萬，有的二十萬......積少成多。但是今年不知道為什麼，企業老闆都說忙，吃了很多『閉門羹』。」談到這裡，余積廉認真地問：「對了，我知道香港文匯報影響很大，當年我經常看你們的報紙，能不能在報道中寫寫這個情況，看看有沒有港人願意投資我的下一部電影《桃色棒棒》？這是很好的一部電影，講的是重慶底層的『棒棒』（重慶方言，即人力挑貨散工）的愛情故事，我相信票房一定比武打片《踏雪尋梅》高，而且更符合大眾的審美。」
自卑不敢向古仔開口攞
余積廉告訴記者，前兩日，他剛與古天樂通了電話。「現在電影確實需要名人效應，我拍攝的電影都是用新人，我在想這也是投資人不敢投錢的原因之一吧？」余積廉心裡想，自己當年認識那麼多大牌港星，要不要請他們來友情客串呢？猶豫再三，他撥通了古天樂的電話號碼。
「應該是古天樂的經理人接的，我說我是余積廉，對方說古仔在拍戲，稍後給我回話。第二天，我接到了古天樂的電話，他稱我『余哥』，他說剛剛才得知我Call他，我就開玩笑說『經理人效率不高啊，要嚴厲批評』。我和古仔聊了互相近況，得知我在拍戲，古仔問有沒有需要幫忙的事情。我確實心動了一下，但沒能張開嘴求助他。」
記者第一次採訪余積廉時，他非常抗拒向社會求助，缺錢了就抵押房產，他向記者坦言「藝術家總是既自尊又自卑，不願意低人一等」。時隔五年，再次採訪余積廉，他變得更接地氣，願意向媒體、向企業求助，但是對舊友，還是不願意張口。
「你開口，別人會幫忙，這是情義，但是情義不可以這樣的。譬如我知道，我對古仔說，請你來幫我友情客串兩日，古仔一定答應，但是我必須拉到贊助來，才能張開這個口。古天樂可以念舊情，免費為我站台，但是他也有檔期，有經理人，我必須承擔他這部分的費用。」余積廉心裡始終有個準則--不能佔別人便宜，尤其是朋友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