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莉珊（右一）於街站簽名支持香港國安法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楊莉珊今年兩會帶來了一份關於疫情後提升農民工貧困家庭抗風險能力與助力脫貧的提案，她提出建議從防控、救助和長效三方面着手，深入探討如何提升農民工貧困家庭抗風險能力與助力脫貧。
楊莉珊建議，首先是從防控層面入手，社會各界需做好對農民工貧困家庭的短期救助與長期觀察。對因疫情危及基本生存的農民工貧困家庭，社會各界要提供緊急救助支援其度過最緊迫的困境。國家部門、國有企業和公立學校應減免或緩收房租、學費，鼓勵社區、慈善組織和愛心企業為其提供生活物資援助、小額資金、免息低息借款等。社區、社會組織在做好社區防控工作的同時，也要特別關注身邊農民工貧困家庭等脆弱人群，從疫情防護到基本生活需要，做好服務、統計備案並保持長期觀察。
其次，從救助層面開展，先要便利農民工就業，打通就業資訊供給。由於不同地區防控等級不同，農民工缺乏相關資訊判斷不同地區的出入防控管理政策。目前隨着用工需求逐步復甦，各地應持續優化線上公共就業服務水準，相關部門做好「中間人」，主動梳理排查農民工就業意向，了解企業用工需求，力求「人崗相適」。
同時還需要關注兒童視角，滿足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需要。兒童是家庭的希望，但受生活環境影響，對子女無力輔導、無條件輔導成為農民工貧困家庭面臨的實際難題。無力輔導與家長的受教育程度相關，而無條件輔導則由於子女需要上網課，但家長卻因為大部分時間在外打工，手機多老舊，家中缺少電腦、寬頻等網上學習條件。因此，建議社區、社會組織和兒童社會工作者加強針對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及其家長的專業服務，如由社區組織小學堂，愛心義工為流動兒童、留守兒童進行學習和心理輔導等，切實關注到疫情為其帶來的實際不便。
最後，要關注長效層面。其中，健全社會幫扶體系和社會援助長效機制是首要任務。對於扶貧而言，除了政策支援，更多需要企業、社會組織、鄰里、個人以多種管道協同參與到對農民工貧困家庭等弱勢群體的幫扶，以此讓更多困難在基層消化，完善的體系也可有效節省社會資源，提升幫扶效果。第二是提升農民工就業品質。農民工普遍沒有長遠職業生涯規劃，缺少抗風險能力，一旦發生突發性社會事件，他們就沒有了謀生的途徑。建議人社部門、企業為農民工提供長遠的職業生涯規劃和社會保障體系，讓他們能夠在本職崗位中進行長期積澱，同時享受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這樣既能保障了農民工生活水準，也能培養出各行業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第三是放寬入城限制，幫助農民工融入城市。是次疫情讓農民工們困守家中，也使集中用工地區的政府和企業發現，農民工是不可替代的。建議管理部門對農民工進城政策進行大幅調整，那些需要大量用工，農民工也有意向留下的城市，可適當放寬落戶和子女受教育限制，以幫助農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穩定區域用工生產。